配得殉道者的冠冕
儘管1900年的義和團之亂是反基督教,兼且仇洋排外,但主要受害者仍是傳教士和基督徒,因傳教土散佈在中國各地,而其他人則集中在各口岸地區居住。義和團稱中國基督徒爲「二毛子」,認爲他們是中國國家和文化的叛徒。

義和團運動在中國東北地區最盛,因爲其他地區很多中國官員對外國人或多或少都會提供一些保護,因爲他們明白中國要與西方列強較量,是非常不智的。事實上,中國政府中的溫和派都想多方設法改變朝廷發給各省的諭旨;據說他們把「遇見洋人格殺不論」的電報改成「遇見洋人一律保護」的字樣。

在義和團之亂中,天主教徒受害最重。單在北京地區死亡的天主教徒,人數已在一萬五千至二萬之間。利瑪竇(Matteo Ricci)的墳墓和十七、十八世紀時耶穌會士的墓家,都被挖開,遭受淩辱。山西天主教徒被殺的,約有二千人,其中包括兩位主教和多名神甫。

甘肅省的情況,卻相當平靜,儘管官方下令傳教士離開,但他們仍然留守崗位。1900年9月,位於中國西南的雲南省,有一位旅客遇到在那裡工作的一位神甫。他連義和團暴亂的事都沒有聽聞。當他得知法國領事呼籲所有法國公民離開該區時,他拒絕撤離,說要等他的主教下令才會離開,因爲他不願撇下他的群羊。

華北的暴動最厲害。那裡的基督教會只有四十多年歷史,所以受迫害的人數也較少。中國基督徒死難的人數比天主教徒要少;但基督教傳教士的死亡人數卻較多。

當北京地區處於千鈞一髮時,基督教傳教士和一些中國信徒,都跟大多數外國人一起,跑到英國公使的官邸中躲避。大約有七百多基督徒被困在那裡八禮拜之久。他們得著幾百名外國士兵的幫助,這些士兵是海岸交通未被切斷之前就來到北京的。最後,一支由西方國家和日本組成的強大部隊,從天津攻進北京,並佔領了京城。所以,被圍困的那些基督徒中,傷亡很少。

即使這樣,還是有不少中國基督徒在河北及其它地區遇難。其中保定的殘殺最凶。6月30日和7月1日兩天,有十五位來自內地會和兩名美國差會的傳教士被害。一些目擊者見到殉道者臨死時的鎮靜安詳,都深受感動。

山西有許多浸信會的信徒被殺。在蕭義,內地會有兩名女教士韋愛美(Emily Whitchurch)和史伊蒂(Edith Searell)正在禱告時被殺。八月間,汾州府有七位美國美部會(American Board Mission)及三位中國內地會的成員被害。

東北地區以外,傷亡最慘重的是上海南面的浙江省。消滅洋人的電報下達至浙江時,一字未易,仍是「格殺勿論」。巡撫雖然略有猶豫,但還是公開發佈了,稍後又立即收回。在曲縣有一名縣長,因爲保護外國人而被暴民所殺。這些暴徒又繼續殘殺,共有十一位內地會成員受害。

其他省則沒有基督教傳教士遇難。他們大都聽從領事的勸告,先行到通商口岸去了。許多教會和教堂被大肆破壞,許多中國基督徒也慘遭虐待,但相比而言,流血事件並不多。

總的來說,在中國境內被屠殺的基督教傳教士,共有一百三十多人,而他們被害的子女,就有五十多名。內地會的傷亡數位,是損失了五十八位傳教士,還有二十一名傳教士子女喪生。被殺害的中國基督徒總數將近二千人。

當初,大家儘量不讓戴德生知道義和團在中國大肆殘殺的事,因他身體十分虛弱,還在瑞士的達浮斯養病。但隱瞞不了多時,他從中國發出的一系列電報中,獲悉這慘痛的消息。自從在美國出現精神崩潰以來,他的精神和體力一直不好。聽到這個消息後,他說:「我不能看書,我不能思想,我甚至不能禱告,但是我能信靠 神。」

七月時,珍妮寫了一封信到中國,信上這樣說:『我們日日夜夜想著你們,我的丈夫說:『我要盡我所能幫助他們。我們滿有權能的天父,必按衪的智慧和慈愛,幫助你們每一個人。』』月間,傳來更多的噩耗,戴德生一再受到打擊,身體衰弱之極,連在房間裡行走也得人攙扶,脈搏的跳動一分鐘只有四十次。

然而,到了十月,他已略爲好轉,開始閱讀中國事件的詳細報告。一天早晨,外面下過一片大雪,滿山白皚皚的,他的媳婦樂婷跟他一起閱讀。戴德生正讀到來自山西南部的報告,獲知席勝魔在那裡爲主作工,直至1896年去世。他含著眼淚告訴媳婦,他讀到韋姑娘和史姑娘的信,是她們被害前一天才寫的。

「哦,想一想,」他說:「若把這些殘害人命的暴徒,換成衪的同在、衪的懷抱和衪的笑容,這就帶來喜悅了!」

他停了停,抑住聲音,說:「現在,他們在那裡也不會感到遺憾,因爲他們得到永不褪色的冠冕,主說:『他們要穿白衣與我同行,因爲他們是配得的。』」他想到啓示錄三章4節的話。

戴德生繼續談到一批由危險地區逃出來,彙集在上海內地會的「難民」。他說要趕到他們中間去,跟他們一起。

「雖然我去了也不能做些什麽,但我知道他們愛我,如果他們能與我分嘗他們的憂傷,我只能跟他們一起哭泣;也許這樣會使一些人得點安慰。」

金樂婷對他說:「父親,沒有人能像你一樣,如此獻出憐憫之情。但您現在卻不宜長途跋涉呢!」

內地會的助理副總主任顧正道,在這次義和團屠殺事件中犧牲了。在當地指導內地會的事工,以及慰問死難者家屬的擔子,除了由副總主任範約翰承擔外,還來了一位好幫手,他就是「康橋七傑」之一的何斯德(Dixon Hoste)。他從河南來上海,準備在此度過夏天,剛碰上範約翰正需要幫助,所以便投入服務。這對於戴德生來說,是很大的安慰。因爲多年來戴德生一直覺得何斯德是 神安排來接替他的。所以在1900年8月,戴德生認爲自己離世的日子近了,就發了電報到上海,委派何斯德任內地會的署理總主任。

義和團事件過去後,西方國家同意中國政府賠償給各宣教差會和中國基督徒合共四億五千萬兩銀子。最初,戴德生覺得應拒絕接受以金錢來賠償性命,但可接納爲房屋和財産損失的賠償。然而跟倫敦及中國的內地會委員會協商後,決定不要求也不收受任何賠償,因爲他們要向中國人民彰顯「基督的柔和謙卑」。以後這就成爲中國內地會的方針,即使內地會所受的損失比任何團體更多,但仍堅持不變。不過,個人若想接受個人損失上的賠償,內地會也不禁止。有人抨擊內地會這項決定,但英國外交部卻批准了,而且英國駐北京的大使還私自贈給內地會一百鎊的捐款,以表讚賞和同情。

其他基督教宣教團體,很少採納內地會的方針和路線,大多讚成接受對財産損失的賠償。尼爾主教(Stephen Neill)評論說:「後來的歷史告訴我們,戴德生比其他人更有智慧。」尼爾也提到中國付給美國的第一期賠款,被退還作爲華人教育基金,以後各期的賠款也豁免了。

在中國義和團暴亂期間,天主教和基督教傳教士所表現出來的英雄氣概和堅毅不屈,都值得我們致敬。在死亡面前,沒有一位傳教士是有意放棄信仰或信心動搖的。那時,內地會成員所寫的信件中,沒有一封流露過對暴民抱怨,或要向暴民報仇的思想。

有時,只要稍微妥協,就可救回自己的性命,但大多數中國信徒也都守住他們的信仰。一些非基督徒的中國官員,亦敢於違背朝廷意旨,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去保護其屬下地區的外國人,幫助他們逃離險境。

1900年底,戴德生說:「我一直寫信給受難者的家屬,安慰他們。但希奇的是,他們竟因爲同情我,而忘記了自己喪失親人的痛苦。」事實上,有三百個內地會成員因聽到他生病了,從上海寫信慰問他。他在1900年12月回信說:

「當我們把你們簽署的姓名逐個逐個讀完後,我們都感謝 神,因爲衪還把你們留下。這是爲了我們,也爲了中國。我們所經受的悲慘遭遇是 神所容許的,是爲了衪的榮耀和我們的益處。衪考驗了我們和中國的弟兄姊妹後,肯定要重新打開福音的門。以後的工作環境一定會比從前更加有利。」

「我們感謝 神,因衪賜恩給受苦的人。衪信賴我們這個宣教組織,讓我們經受如此沈重的考驗。在我們內地會當中,有許多人還配得那殉道者的冠冕。在存留的人中,有些人所受的苦比一些被主接去的人還要多呢!衪決不忘記我們爲衪受的苦。在那試煉臨到的時刻,我竟離開你們那麽遠,實在愧對你們。但施恩座離中國那麽近,照樣,離我們也是那麽近。」

「當我們在內地的福音工作有可能再次恢復時,我們會發現環境改變了。可是,我們所驗證的原則,因爲是建立在衪永不改變的道中,故此仍舊可沿用。 神要作教導,願我們一起學習 神要教導我們的功課;衪要借聖靈裝備我們。進一步的事奉,就是我們等候主來時,衪要召我們作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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