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種少收
中日戰爭之後,幾個主要的歐洲國家開始一連串野心勃勃的行動,欲對付軍力薄弱、士氣不振的中國,迫使中國向西方國家就範。他們要求租借港口使中國大部分土地列入他們的勢力範圍,鐵路的建造權也給予外國公司。

這些充滿擴張性的行動,挑起了中國婦排外的情緒。有些中國人到處攻擊外國人,甚至揚言要把他們逐出中國。有些人則認爲中國向西方學習才屬明智之舉。因此,部分政府官員和知識份子發起了改革運動,推動一些頗激進的改革。不過,許多人對滿清政府已失去信心,當中國在甲午之戰敗於日本,而且接連在西方列強手下受辱,他們都極其憤慨;秘密組織紛紛成立,鼓動民衆。1895年,四川爆發了暴亂。但感謝主,中國內地會同工無人喪生,部分原因是得到當地官員的保護,但差會的財物則受到很大的破壞。

1895年8月1日,在沿海的福建省,施德華牧師(Robert Stewart)夫婦、他們的孩子和八位中國內地會傳教士被一個秘密組織的黨徒殺害了。戴德生和其他人都認識到一個新時代已經來臨。由於某些原因, 神似乎收回了衪保護傳教士及其家庭的手,以致他們慘死於中國。

不過,在1898年夏天,中國的改革派,得到年輕的光緒皇帝支援。光緒閱讀過不少激進的刊物,不單是中國人所寫,也有李提太的著作。他推動了後來稱爲「百日維新」的改革運動。從1898年6月到9月,頒下一度度的諭旨,修改了科舉制度,興辦新式學堂及一所大學,學習西方思想,並鼓勵在中國建造鐵路。

改革派引起了強烈的反對,對立的保守派向頑固的慈禧太后要求支援。在九月,她掌握了朝政,軟禁光緒皇帝,剝奪了他一切權力,只保留他的稱號。她還拘捕並殺害很多改革派的官員,並停止一切新政。

各地經常發生暴亂,戴德生提到當時的政治情勢,指出全面的傾復似乎已無可避免;慈禧太后的行動鼓勵了全國的排洋情緒。由於留在內陸各省的洋人大多是宣教士,因此,敵對行動的矛頭,便指向他們。

自從「蘭茂爾號」的一夥人在1866年到達中國,三十二年以來,不論是由於意外、暴力或是旅遊,中國內地會都沒有遭受人命的喪失。戴德生爲此很感謝 神。財物雖有損失,傳教士(包括戴德生本人)也有受傷,但從未有人喪生。他的兒子和媳婦相信「在戴德生心中,已對 神有安穩的信靠,知道衪必保守差會衆僕人,尤其是在佈道所中獨自工作的嬌弱女同工,她們工作的地點和其他傳教士相距甚遠」。

戴德生第十次到中國,在上海住了幾個月,由於另一次病痛發作,所以只好留在屋內。有一次他出外探訪皮爾遜博士(Dr. A. T. Pierson),他是美國人,是位聖經教師,亦是一位作者和詩歌作家,他當時也罹患重病。「啊!真不知道主要用多大的痛苦,使我們倒空自己,認識到沒有我們,衪的工作仍可成就。」戴德生在四月時,從上海寫了一封信給皮爾遜。在這段期間,他也找機會和差會中超過二百位傳教士交談。

1898年11月,戴德生的病稍爲好轉,可以和珍妮一起往重慶去,那裡有中國內地會在四川的第一間佈道所,建於1877年。他們是要參加華西傳教士會議。這次旅程走了數百里,沿著長江溯流而上,開始時他們乘搭汽輪,後來改乘較原始的船隻,在冬天的急流中,向前航進。

他們途經漢口,聽到澳洲宣教士傅朗明(William Fleming)殉道的噩耗,他是中國內地會第一位殉道者。博朗明死於西南部的貴州,同時遇難的有一位歸主的黑苗族人潘守山,潘氏既是他的好友,也是他的助手。「這消息真使人憂傷,」戴德生寫信給範約翰說:「殉道者是蒙福的,但對於我們,對於中國,對於他們的朋友,卻是悲傷的事。不僅悲傷,也是一個予兆。似乎 神要用另一種試煉來考驗我們,所以我們確要重新穿戴『 神所賜的全副軍裝』。無疑透過更深刻的苦難,會帶來更滿溢的福杯。我們要緊靠大能的主,從衪得著力量……這些試驗不會攔阻事工,反而使事工更加深入和拓展。」這些真是先見之言。

這次宣教會議讓戴德生有機會與蓋士利,並中國內地會在四川的其他宗教領袖交談。但卻要放棄探訪西部別的佈道所,一方面是由於那些地區爆發暴亂,而另一方面也由於年屆六十六歲的戴德生心臟病發,幾乎喪命。珍妮日夜照顧他,信靠 神必會使他康復。她獨自在一個房間中,跪在 神面前安靜禱告。

「主啊,我們不能作什麽。請按你的旨意行事,爲我們承擔一切。」

戴德生不知道珍妮的禱告,但當她返回他的房間時,他看著她,低聲說:「親愛的,我感到好得多了。」

從那時起,他開始重新得力。

雖然戴德生的健康在返回上海途中稍爲好轉,但他們仍決定到位於煙臺海邊的內地會健康療養院去,度過1899年的夏天。這一次,他們有機會認識那裡三所著名學校的教師和學生。他們很高興地看著小孩子們嬉戲。在奠基紀念日,他們舉行划艇、板球和網球等比賽。戴德生在當中致詞。那是一個溫暖的黃昏,他們在大學的院內舉行晚會。珍妮記得從音樂室中透出來的燈光,跟月色溶液合,美麗極了。有一位教師演奏小夜曲,他是位元出色的音樂家。

那年夏天,戴德生花了很長時間爲「前進運動」祈禱,在禱告之餘,他和珍妮也用一些時間,去計劃他們將來隱居之所。戴德生買了一塊地,就在離上海兩天航程的一個山上。他們希望在那裡築一所房子,可以遠離上海總部繁忙的工作。房子上層有一個三面的陽臺,可以觀看茂林鬱鬱的群山和伸延出去的廣闊平原。

雖然有病在身,戴德生仍參加中國委員會在1899年1月和9月之間召開的八次會議,其中只缺席了一次。然後,他和珍妮,以及兒媳戴存義夫婦,從上海坐船往美國去。途中折往澳洲和紐西蘭,因爲答應了到那裡講道。之後,他們橫渡太平洋,到達加裡福尼亞州,再乘火車到紐約去。

紐約的卡內基禮堂(Carnegie Hall)坐滿了三千五百人’正舉行1900年4月的聯合宣教大會。會場外也有大型聚會,給公衆和超過一百個宣教組織近1,900位的代表會面。美國總統和紐約州州長也到場歡迎參加者。

戴德生講道的主題爲「宣教工作的得力之源」。其時,距他六十八歲生日尚有一月。他坐在講臺上,與一群在宣教工場上的傑出人士並肩而坐。他等候講道時,環顧那宏偉的演講廳───有兩層包廂和三個圓形的看臺。他踏前一步,首先如常的默禱,然後拾起頭微笑。「能力是屬乎 神的」,他以這句話開始了講道。

霍亨利永不會忘記那情景。「他開始講道時聲音溫柔,充滿感情。全場肅穆。臺上經驗豐富的宣教領袖,都伸直腰,聆聽他說的每一句話。」

戴德生繼續說:「……我們都嘗試去做,也有很多人按著自己容易做或方便做的,盡力去做,但 神的愛充滿我們的心時,就有一種奇妙的能力,使我們跟保羅一樣願意受苦。我們願意認識衪復活的大能(意味著「己」的死亡),並與衪一同受苦,以至受死。有一句話是永遠真實的,多種的多收,少種的少收。……」

霍亨利憶述說:「全場的人都深受感動,會衆的心都向主開放,心靈迫切地要成爲合主心意的人,作合主心意的事。決志奉獻自己,爲主而去。」三十年過去了,霍亨利仍聽到有人對他說,戴德生那天早上的資訊,使他們的生命有了很大改變。

五月,戴德生從紐約到波士頓,負責主持一些聚會,同行還有皮爾遜博土,他已病癒康復。在一次聚會中,戴德生的思路似乎突然斷了,重復著兩句話:「你只會信得太少,絕不會信得太多。即使我們不信,衪仍是可信的;因衪不會背乎自己。」

皮爾遜走出來幫忙,接續戴德生主領那次聚會。他後來思想這事,說:「這事令人感到悲哀,但也富有詩意。這次重復說話,是戴德生崩潰的第一個徵兆;這句話反映出他對自己一再的提醒。也是他多年來的宣教工作中,對同工的提醒。這實在是一句祝福的話,也是他一生分別爲聖事奉的確據。」

戴德生的醫生兒子戴存義,形容他是「相當嚴重的崩潰」。在海恩波的自傳中,他說:「這次崩潰是由於他身體的耗盡,以致損害了他的記憶和精神。」美國的行程因此要縮短,戴德生和珍妮在1900年6月回到倫敦。

戴德生太衰弱了,無法再主領聚會,甚至寫信也不行。珍妮安排了與他一起到瑞士的達浮斯(Davos)去,希望可以幫助他慢慢的復原。

戴德生和珍妮於1899年9月離開中國後,政治局勢變得更壞;中國被日本打敗,又被歐洲列強侵佔港口,外國公司開始建造鐵路,整個中國近於被瓜分的局面。仇外情緒高漲,加上連年饑荒,局勢更不穩定。中國人對傳教土的仇視愈來愈甚,謠言滿天飛,說他們有許多殘忍和不道德的行爲,破壞中國的風俗。

慈禧太后命令各地的武裝部隊作好準備,保衛國家。由於這些部隊時常練習拳術,所以被稱作「拳民」。這些拳民以「滅洋」爲口號;漸漸有許多不法之徒加入,跟秘密組織勾結起來,迷信邪術,認爲這些邪術可以保護他們,免受敵人子彈槍炮的傷害。

到了1899年底,拳民開始殺害基督徒,各省官員也沒有加以阻止。到了那年的大除夕,一個隸屬於海外宣揚福音差會的英國傳教士被殺。英國政府提出強烈抗議,結果有幾個人受罰。然而,到了1900年6月,慈禧太后不理會大臣的勸阻,違反她侄兒光緒皇帝的意願,發出了一道諭旨,下令殺死住在中國境內的所有外國人。因此,中國便成爲其他所有國家的公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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