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不同的質疑
中國和日本兩國爲了爭取朝鮮的控制權,經過多年敵對,終於爆發了戰爭。

日本軍隊攻擊山東的威海衛時,約有兩百名中國士兵受了重傷,但還是沿著海岸,在冰天雪地中艱難地撤退了四十里,到達煙臺。他們的衣服都染滿了血,有一個士兵膝蓋碎了,仍蹣跚地走著;另一個士兵的肺部中了子彈。還有一些用手代腳爬行,到達時,雙腳都凍壞了;另有一些則在途中死去。

在煙臺,有一位在中國工作了二十年的外科醫生竇偉德(Arthur Douthwaite),開辦了一所中國內地會的醫院,每年都有超過二萬人來求醫,施過數以百計的手術。當時,他馬上召集了一批未受醫學訓練的傳教士,幫助他進行緊急的手術。他們從一個士兵身上取出七粒子彈。中國內地會的醫院接收了一百六十三人,照顧他們;在他們極需關懷時,把基督的愛帶給他們,令他們以往對傳教士的憎厭一掃而空。

甲午戰爭後,一名中國將領來到煙臺的醫院,同行正有一個銅樂隊和一隊士兵。他在醫院裡豎立了一塊銀金字的牌匾,以表達中國軍隊的感謝。他聽見煙臺一所新學校需要石塊來建築校舍,便立即吩咐一個軍用的石礦場供應所需的石塊,並由軍隊幫助運送。

歷代以來,中國人都十分鄙視日本人。所以,這次被日本軍隊擊至潰不成軍,實在是對國體的一次重大打擊。1895年4月簽訂的馬關條約,結束了這場戰爭,但也迫使中國承認朝鮮的獨立,並賠償了大筆金錢,而臺灣和其他一些地區也割讓給日本。

這場戰爭結束時,剛好已屆上海傳教士聯合大會招募一千位宣教士的五年期限。戴德生是招募委員會的負責人,要向大會報告結果。他的報告指出在這五年期中,共有1,153位新同工加入中國的宣教行列。他一方面爲 神奇妙地垂聽他們的禱告而獻上感謝,另一方面也指出這一千多位傳教士中,只有480位是男性。而且大多數是在沿海省分工作,要把福音傳給中國每一個人,還需努力。

「中國歷史中一個重要時刻已經到了,」他代表委員會這樣說:「戰爭雖然結束,但事情並非到此爲止。中國將會更開放,並有很多新的發展。如果基督的教會不設法從這些新開的門進入去,其他宗教便乘勢湧人,以後這些門也許又會再次關閉……時間很快過去,如果五年前需要一千人的話,現在的需要就更大了。……」

中國內地會現有621位成員,分配在122個主要的佈道所中,其中九十個設於從前未有人傳福音的省分內。1895年5月21日戴德生六十三歲生日的那一天,他發了一張通告,邀請每一位中國內地會的成員,跟他一起祈求有更多聖靈充滿的宣教士來到中國。

戴德生知道自己日漸衰老,就想把內地會的組織結構鞏固起來,使他這樣的創辦人不能管理時,仍有合適的人來領導。他選了顧正道(Milliam Cooper)作爲中國的助理副總主任。顧氏三十四歲,在中國工作已有十二年。他負責處理一切行政上的書信往來。除了是寄給範約翰和戴德生的信,或者標明「私函」字樣的信外,其他皆由他負責。他外型健碩,有堅強的信念和獨立自主的思想;不過,他說話時十分有禮,甚至顯得有緬碘。

「不想時常都反對你的意見,」他早年在中國委員會時,有一次這樣對戴德生說:「我想最好還是辭職。」

「不要這樣,」戴德生回答說:「我珍惜這些反對的意見,這可以使我少犯錯誤。」

自1886年5月起,包蘭頓(James Broumton)出任差會的司庫和統計員。「每一件事情都要清清楚楚,不能有錯,」他說:「戴德生先生對於細節特別留意。」

吳淞路的大樓啓用後,包蘭頓加入了上海總部同工的行列,獻身作會計和統計的工作達十一年之久,得到戴德生高度的讚譽。費查理十七年來作宣教士和行政人員,之後,他也遷到上海。範約翰、顧正道、費查理、包蘭頓四人成立了一個常務委員會,當中國委員會的其他成員分散各省時,就由他們代替委員會。

自1886年,「康橋七傑」之一的蓋士利在四川開展宣教工作。在1895年凱錫克培靈會(Keswick Convention)中一個禮拜六舉行的宣教會議上,主席宣佈蓋士利將被委任爲中國西部的會督。英行教會將會負擔他的薪金,把他看爲是他們的傳教士;但他仍然繼續其在中國內地會的工作。蓋士利於1895年10月18日在倫敦正式接受按立。「我認爲這樣對中國有好處,」戴德生評論說:「蓋士利無論在靈性方面或是工作成就方面,都成績斐然。」

1896年5月,戴德生和珍妮返回英國。當時,範約翰也想留在英國,因爲戴德生有信心相信顧正道可以承擔在中國的事務。

有好幾年,由於有人要求由英國方面管理整個內地會,所以,在培蘭路的辦事處便不敷應用了。回溯1893年5月,倫敦委員會曾考慮另購一個新的總辦事處,就是在紐恩登林蔭路(Newington Green),距培蘭路不過一石之遙。新址設有辦事處、會議廳、三十個廳房、公用廳,並有一個接待宣教士學生的地方。

1896年夏天,戴德生和珍妮回到倫敦,他們離開已有兩年,新的總辦事處已經啓用了。儘管紐恩登林蔭路的同工都知道他們正在回程中,但他們故意不通知衆人火車抵達倫敦的時間。

禮拜六晚上的祈禱會座無虛席。當時,戴德生和珍妮乘坐計程車抵達在紐恩登林蔭路的新總部。他們步向會議廳的大門時,好奇地望著那狹長的三層建築物,在人字形的屋頂上還加蓋了房間。戴德生在1893年詳細構想的計劃,現已成爲事實。門上的石碑,刻有一行字:「要信靠 神」。他們進去後,安靜的坐在後面。直至禱告會完畢,戴德生的朋友和擁戴者才驚訝地看著他們,圍著二人互相問安。戴德生和珍妮現今就以此地爲家了。

戴德生夫婦還在中國時,海恩波已經退休,但他仍住在培蘭路二號。史洛恩(Sloan)接替海氏擔任幹事。戴德生當時記載說:「我的目的是使每一部分的工作達到一個地步:即使沒有我,仍然可以繼續下去。我存著這個意念,去探訪各個不同的部門。」他在英國各地一連串的聚會中講道。他常講的一個題目是「前進運動」───把福音傳給萬民的異像。

1897年春天,戴德生訪問德國,遇上一些對中國內地會存有敵意的人。信義宗國家教會(Lutheran State Church)的領袖並不同意中國內地會超宗派的立場,也有些人懷疑他們憑信心籌款的主張。但很多教牧領袖和宣教團體的總幹事,聚集在柏林(Berlin)德根男爵夫人(Baronessvon Dungern)的會客室裡,要一起評價六十五歲的戴德生,但氣氛似乎並不十分友善。

「來到我們這裡的戴德生先生,」男爵夫人說:「並沒有出衆儀錶,但那金色的捲髮使他看起來比較年輕。」

「你是一位循道會牧師的兒子,」第一個開始發問的人說:「也跟浸信會有聯繫。你最近接納了一批受過高深教育的年輕人,他們是聖公會的會友。試問他們怎麽可以跟循道會、浸信會或其他宗派的人同工呢?」

「我們主要的目的,」戴德生回答說:「是在基督裡成爲一體。再者,中國幅員廣大,有足夠的地方讓傳教土分佈不同的省分中,保持每一宗派特有的教會制度。最近,我們歡迎了一位英國主教,他是中國內地會的會員,去到中國西部工作。因此,我們中間來自聖公會的同工,便不會欠缺屬靈的領導和指引。龐大的宣教工作,向我們所有人呼召,要我們抛開神學上的歧見。而我們的口號是:『在基督耶穌裡合而爲一』。」

「這樣混合不同的教派的情況,在我們來說是不可能的事,」葛士那差會(Gossner)的主任輕聲說。

「主怎樣揀選衪的器皿是很令人歎服的,」戴德生繼續說:「即使是最卑微的人,在衪手中仍可以彰顯衪的榮美。這就如創造一樣,有壯實、美麗的橡樹,也有生於草地上細小的花朵;兩者都是 神手所栽植的。又以我爲例吧?既沒有特殊的恩賜,性格害羞;但那充滿恩慈的 父神垂顧我。我年輕時,信心不足,衪就使我剛強。衪教導我在無助中投靠衪。爲各樣小事祈求,雖然這些事在別人看來,是可以自己解決的……」

「衪知道我心中的欲望,所以我只需像孩童一樣,單純的信靠衪,在禱告中把各樣事情帶到衪面前。因此,我很早就經歷到衪是何等願意扶助、堅立和滿足那些敬畏衪的人。所以,在後來的日子中,每當我祈求,金錢就來到了。」

「你是否可以告訴我們,」有人問:「你曾經感動過一群會衆對宣教工作的需要作出奉獻,而當有人起來收集獻金,你卻拒絕呢?」

「我曾多次這樣作,」戴德生回答說:「這不是我們收取獻金的方式,因爲我們不想挪用其他差會的奉獻。我們接受自由奉獻,卻從不想加給別人的壓力,聚會之後,如果他們願意的話,是可以很容易找到機會,把奉獻寄給我們。一直以來,我們都沿用自由奉獻的。」

「我們聽說,」一位路德會教士說:「由於這個做法,帶來了鉅額的獻金。但我們的目的,是要訓練會衆有定期奉獻的習慣。」

「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課題,」戴德生回答道:「不過,各人有不同的帶領。每個人都必須按照他所領受的亮光行事。正如我方才所說,由於我的軟弱,主指示我作工和祈禱的方式,但我從沒有要求別人仿效我。你們訓練各人,以及全教會定期奉獻,也是很好的……」

經過了超過一小時的問話,德根男爵夫人發言:

「戴德生先生今晚要參加另一個聚會,我們應該讓他休息一會。他要求站著講話,而我們卻舒適的坐在他周圍。」

「剛才,」男爵夫人後來記述道:「有一線陽光照在他的臉上,使他看來充滿喜樂和平安,這似乎是從上面而來的光采。我頓時想起司提及,他看見天開了,耶穌坐在 神右邊的情景。」

「在這個人面前,我們應該感到慚愧,」有人低聲說。

「是的,」葛士那差會的主任說:「你說得不錯。我們不會再麻煩我們的朋友了。」說著,便起來,走過去擁抱戴德生,並親吻他。

女主人最後說:「這位有屬天智慧的人,存著謙卑的心,征服所有反對他及其工作的人,這真是多麽奇妙的事啊!」

那年夏天回到倫敦,戴德生發覺差會的經常奉獻數目十分少。於是他祈禱,努力工作,並安排了很多聚會,終於把身體拖垮了。由於嚴重的神經痛和頭痛,迫使他接受醫生的勸告。

「要完全休息,讓別人代管差會幾個月吧!」

戴德生和珍妮便前往瑞士的達浮斯(Davos)旅行。最好的藥物,就是 神垂聽他們的禱告,這遠勝山中清新的空氣。原來有一位倫敦的批發商莫東(J. Torton),奉獻了一萬鎊給差會,作爲經常費用。

莫東慷慨奉獻了這筆金錢之後,過了數日就去世了。戴德生夫婦回到英國,知道莫東先生的遺囑,是把他産業的四分之一送贈中國內地會,價值約爲十萬鎊!這筆遺産指定用作傳福音和教育基金,每年分期給予一萬至一萬二千鎊,以十年爲期。

這筆奉獻大大扭轉了中國內地會的經濟情況,特別是當時英鎊的價值高,在中國的購買力強。大概我們要把當時的數目乘以五十倍,才相等於現今的數值。

戴德生認爲這筆奉獻並不純粹將是一個祝福,它也可以帶來壞的影響。它可能使差會減少倚靠 神的心,並且到十年期滿後,過去由這筆錢發展開來的工作可能會出現困難。他肯定相信這筆奉獻是 神垂聽禱告的結果,但若不是同時有屬靈能力、信心的增長和禱告的支援,這就毫無用處。他把此事與他八年來一直祈求的事連起來禱告───就是全世界所有基督徒都起來,把耶穌的福音傳給中國每一個人。

1897年11月,戴德生夫婦再度經北美到中國去,計劃盡他們所能,在中國各省爲傳福音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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