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想成真
華北各省,特別是山西省,正發生最嚴重的饑荒。由於長期乾旱,小麥等糧食欠收,武漢和寧波兩處的內地會區會,都遵照戴德生的建議,捐錢援災。

戴德生回到英國,在許多聚會中報告災情,並在報章上發表。結果,收到的援災捐款,比佈道捐獻還多。因此,他傳令在災區和難民當中工作的傳教士收容二百名貧苦兒童,並優先照顧孤兒。但他還想做更多的事,所以他和珍妮長期分離後,雖然只短暫地一起生活了四個多月,但他不得不再作一個使人傷感的決定。

「你知道我現在還不能離開英國。你是否可以先跟一班新選的傳教士前往中國,督導收容孤兒的工作?待我能抽身時,再來中國跟你一起生活吧。」

珍妮那時三十五歲,除了照顧親生的兩個孩子,一個兩歲,另一個三歲;還要照顧瑪莉亞留下的四個孩子。她把戴德生的提議放在禱告中。兩周後,她決定先去中國。

戴賀美這時已有十個孩子,當知道嫂子的決定,就說:「如果珍妮蒙召到中國,那麽我就蒙召照顧她的孩子。」

一位朋友聽到這消息,便對珍妮說:「你離開你的孩子和丈夫到中國去,雖然是難能可貴,但我認爲這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珍妮走進臥房,心裡明白是要付出代價的。

她禱告說:「親愛的 神哪!請你給我一點證明,使我知道去中國是對的。現在對我來說,五十鎊比任何東西更爲寶貴。這保證我其他需要都可得著供應。」

爲了堅固自己的信心和給其他人一個有力的答復。她也像基甸一樣拿出「兩堆羊毛」來。她第一個禱告是祈求足夠的旅費;另一個禱告則是求五十鎊,以供她和戴德生的生活需用。在當時來說,這算是個相當大的數目。如果 神應允她的禱告,就是給她一個應許:她的離開會比留下更令親人蒙福而且知道 神與她同在,常幫助她。

第二天早晨,她在家庭祈禱會中對孩子說:「我要你們替我爲兩件事禱告。是什麽事我現在不能讓你們知道,等禱告蒙應允後,我一定告訴你們。」

那天下午,有一位夏里士先生(Mr Harris)來到培蘭路。他問:

「聞說你要到中國去,是真的嗎?」

「是的,我正在準備行裝!」

夏里士先生交給她一張十鎊的支票───這數目剛好是內地會規定的傳教士治裝費數額。

四天以後,戴德生的父母寫信給珍妮,信裡附了五十鎊。她正想拿這張鈔票給戴德生看,但因爲他在會客,所以把鈔票放下,就走開了。

她回來時,戴德生說:「我正在考慮,主要我如何使用這筆錢呢!」

「哦!這錢是我的。」珍妮說:「你知道嗎?這筆錢我有權使用!」

十天後,珍妮帶著七名年輕的教士到中國去。一位倫敦內地會的新任委員見到戴德生夫妻分離,便對戴德生說:「看到你們分離,我感到像是自己與妻子分離一樣難受。……然而,如果真是 神要我們分離的話,他一定也會使我們像你倆昨天分別時般平靜。」

珍妮到達上海後,便與兩位年輕的女傳道一起趕赴正鬧饑荒的山西,陪行的有英國語言學家鮑康寧。她們是第一批深入中國內地的外國婦女。抵步後,珍妮展開救助孤兒的工作。在回到上海時,工作則由一隊內地會人員繼續下去。

戴德生感到孤寂時,就把十七歲的赫拔帶到他的書房或臥房,跟他傾談。後來,他又攜同三歲的安納到住在巴納(Barnet)的岳父母家裡,讓安納的百日咳得以調理。戴德生回憶當時的生活,說:「孩子生活得極快活。我很愛那裡的寧靜和乾草堆。晚上,看著孩子睡覺;早晨,跟他一起禱告,幫他穿衣服。這孩子乖巧地依偎著我。」

珍妮離開後,戴德生便致力重組布迦先生辭職後英國的內地會工作。他探訪倫敦內地會委員會的各個成員。整年下來,許多問題日益嚴重。蘇喬治因工作壓力太大而辭職。委員會建議由戴德生的妹夫海恩波及蘇威廉共同擔任副總幹事之職。戴德生認爲這提議不太恰當,因爲蘇威廉並沒有專心於 神的工作上;而妹夫海恩波的辦事效率不大理想,而且不擅於精打細算。此外,《中國憶兆》仍未找到合適的編者。

1878年夏天,戴德生的瘧疾痊愈後,有人邀請他往瑞士度假。龐翠辛(Pontresina)的冰河引起他的興趣,他花了三天時間在山脈探險,衣袋裡只帶幾塊餅乾、聖經和太陽傘。他認爲那裡的空氣對身體的康復會很有幫助。

他寫信告訴珍妮說:「親愛的,我一直在想:我身體的康復及我所受的一切思待,都是 神聽了你的禱告而賜給我的。我一想到這裡,便樂上加樂。」戴德生回到英國後,感到「精神百倍」,但是內地會的問題仍待解決。

增加海恩波的工作量,只解決了編輯《中國億兆》一書的部分問題,但仍需有人去全職負責。在新的一年裡,戴德生開始跟侯爾道(Theodore Howard)接觸。侯氏是諾定咸一家化學藥品製造商,一直是內地會的老朋友和資助者。侯爾道答應戴德生,如果一旦戴氏去世,他願意承擔內地會監督的職務;又當戴德生出國,他也願意擔任英國內地會委員會主席。海恩波則受派擔任內地會總部的總幹事,請麥卡悌和蘇威廉充任他的副手。

1878年12月31日,培蘭路的辦事處舉行內地會的禱告日。那時流行一種傳染病,許多小孩都死於「喉頭痙攣」。那天晚上,當大家一起禱告,有一位護士抱著一個女孩進來,她以爲女孩已經死了。他們趕忙把戴德生叫來。戴德生立刻跑過來,有一個婦人建議他該先爲這孩子禱告。他回答說:「是的,要禱告,我要邊搶救邊禱告。」

戴德生發現這小女孩的臉發青,全無血色。他用幾種方法叫她甦醒,都不成功。後來,他就作口對口人工呼吸。幾分鐘後,女孩的臉色改變了,而且開始呼吸。當天夜裡,她雖然還偶有抽搐,但已經活過來,並且沒有任何損傷。這女孩後來長大,成爲內地會一位女傳教士。幾年後,戴德生的兒子戴存義(Howard)對此事有以下記述:「他爲所有的事祈禱,好像每一件事都得倚靠禱告;……但另一方面,他也作工,好像每一件事都得拼命去做。」

1879年2月,戴德生離英返華,又跟妻子團聚。半路上,他到滿塘(Mentone)拜訪穆勒和司布真。穆勒正在作巡迴佈道,司布真卻應倫敦大都會基督會堂(London Metropolitan Tabernacle)要求,暫作休息。司布真的記錄中說:「戴德生完全不像是一位極大規模組織的領導人,因他又跛又矮。在司布真看來,戴德生是一個剛柔兼具的人。一方面,他不會堅持己見;但另一方面,他卻堅定地信靠 神。凡事依照計劃去做,不畏困難,因他堅信只要有 神同在和幫助,沒有難成的事。戴德生離開後,司布真說在與戴德生的談話中、常提到中國、中國、中國。這兩個字像音樂般在他耳中回蕩著。司布真還發現,戴德生已經讓頭髮長起來,束成一條辮子。」

在行至印度洋時,戴德生病得很厲害,船上一位新加坡醫生甚至懷疑他能否到達香港。船到達新加坡時,已有一大堆信在等著他,其中一封是珍妮寫的。信上說:「我已經在禱告中記念你要面對的困難,想到這些,我有時會感到高興。因爲這些困難可讓 神有機會作工和得勝。現在已很清楚,我們即將看到衪的手施行奇事。……有主人同在,僕人的責任只是順服,而這亦是他最大的喜樂。我們的信心會爲我們的弟兄姊妹帶來勝利。」

戴德生終於抵達上海,珍妮看到他時,他是那麽疲憊、虛弱。還沒來得及處理信件,他又再次染上痢疾。一位倫敦會的朋友勸他們在炎夏來到之前,先到北面的煙臺避暑。在那裡,戴德生和珍妮住在包納德(Frederick Ballard)家中。他是一位年輕的海關官員,娶了一位女傳道人。他們的房子座落在群山環抱的海灣旁。戴德生在那裡調養時,常坐在露臺呼吸海邊新鮮的空氣,看著海上的帆船和汽船,愉快地嗅聞海草的氣味。他們隔鄰的房子裡,住著祝名揚夫婦及其家人,他倆也因爲健康問題前來這裡休養。

因此,一個夢想便在戴德生腦海中浮現───在這理想的海岸邊建立內地會的休養所。戴德生和祝名揚並肩在海灣旁的山丘上漫步,來到一塊種豆的田,有一道清澈的溪水潺潺流下,是蓋房子的理想地方!但他們買得起嗎?旁邊一個農夫,問他們說:「你們想買地嗎?」

戴德生和祝名揚瞭解中國人若知道你有興趣,便會立刻把土地的價錢提高,因此,他們只向農夫表示略有一點興趣。

「你們要買我的地嗎?」

農夫指著這塊豆田,並且提出一個非常合理的價錢,其他農夫方爭相表示他們想賣地。戴德生於是定出計劃,打算建造一座有十個房間,還有露臺的大房子。兩人雇了一隊建築工人、磚瓦工人、石匠和木匠,讓他們支搭帳篷住在工地上。在建築過程中,有些工人信了基督。許多材料是從兩隻因觸礁而漂到岸邊的船上取來的───櫟本橫梁。挪威松木,以及鋪地板用的柚木。

房子建好後,祝名揚報告說:「這房子雖然造得不太好,但以我們這樣缺乏經驗的人來說,已經很好了。建築費實在便宜。而建屋速度之快,使租界裡的歐洲人大感驚奇。峻工時,他們簡直不敢相信他們的眼睛。」事實上,這房子還相當耐用,直到1915年才重建成一所較現代化的醫院。

這是內地會的第一處休養所,有一段時期稱爲「祝名揚之家」。後來,內地會又在此建了一所老人療養院、一間爲內地會教士子女而設的學校,還有一所醫院和一間藥房。它們都建造得比以前的好,既舒適又方便。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是英國威爾斯浸信會的傳教士,年輕有爲,極具影響力。他原想申請加入中國內地會。但後來被人勸說加入侵信會,成爲該會的傳教士。他於1870年抵達中國,當時二十五歲。李提摩太一開始就強調要在地上建立 神的國度,並盡力保護貧窮受欺壓的人。他住在山東省的北部,看見山西發生大饑荒,心裡難過不已。他希望中國因接觸西方的優良文化和技術而有重大的改變,避免重曆這樣的自然災害。李提摩太認爲 神也會透過別的宗教,如儒教、佛教和道教等作工。他說,我們如果能夠指出這些宗教和基督教相同之處,它們的信衆就會很容易接受基督,整個中國社會因而完全改變過來,變成基督教國家。他又非常仰慕中國文化的精萃,於是花了許多時間研究中國經典和宗教作品。他又專去接近學識之士,後來更運用他的影響力,在山西建立了一所大學,教授西方思想和中國歷史文化。

戴德生認爲李提摩太「把好的道理引到死胡同裡」,因爲李提摩太不講道,只喜歡派發倫理道德的小冊,內中也提到神,卻不傳揚基督,他還以爲這種溫和的態度可以爲福音鋪路呢!

李提摩太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人。一些內地會的成員,尤其是住在山西地區的,開始被他說服了。所謂「山西精神」。就是指受了李提摩太的思想影響,失去傳福音的熱誠。有一位內地會教士團完全失去信心而不得不被召回;另外一人則離開了內地會,到一個有固定薪金的團體中工作;有三、四位傳教士受了李提摩太的影響而向內地會辭職,但後來又回轉,並恢復當初的信心。至於李提摩太本人,當他的思想變得更加開放,他也向浸信會請辭,但他仍繼續在中國工作近五十年之久。

戴德生並不認爲一些人退出內地會,是歸咎於李提摩大,他相信那只是「意志薄弱的人,受到強大外力的影響而産生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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