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缺乏
中國內地會出版的《不定期報》是一份袖珍冊,每本由十頁至三十頁不等。戴德生希望這份出版物能有一個吸引人的標題,也打算改變它的形式。珍妮建議用「中國億兆和我們的工作」爲題。這個口號後來成爲內地會工作的重心,一直沿用到1875年底。之後,再簡稱爲(中國億兆)(China’s MIllions)。到了現在,這份刊物還是一本受人注目、內容豐富的宣教雜誌,不過名稱已改爲《東亞億兆》(East Asia’s MIllions)。

1875年5月,戴德生計算那個月的奉獻,只有六十八鎊,還差二百三十五鎊才可供給中國內地會三個禮拜的開銷。培蘭路六號每天都定下時間爲中國代詩,戴德生把經濟情況告訴他們,說:「讓我們在禱告中提醒主。」

那天傍晚,郵差帶來一封信,裡面附有一張支票,數額剛超過二百三十五鎊。由此可知 神悅納戴氏所作的工。

六月,戴德生把拐杖換了手柄,他在伯萊墩(Brighton)舉行培靈會,主題是「信靠 神」。當要乘火車離開伯萊墩時,在車站碰到俄國貴族卜林基伯爵(Count Bobrlnsky)。

卜林基是前俄國政府的大臣,也有參加這次大會。

「我們一起坐吧。」伯爵說。

「但我持的是三等票,」戴德生回答說。

「我的票可以坐三等,不成問題。」

在路途中,卜林基從袋篋裡拿出一張銀行匯票給戴德生,數額是五十鎊,相等於現在的一千五百鎊至二千鎊左右。

「你有沒有弄錯呢?」戴德生問。

「我本意是只給你五鎊,但看來 神定意給你五十鎊了。」

回到培蘭路,戴德生發現全家正爲中國事工所需的費用舉行祈禱會。他們所欠的款項是四十九鎊。卜林基的捐獻來得正合時,他們歡喜地領受了。諸如此類的事件,令他們的信心更加堅固。

一位神學講師穆亞(C. G. Moore),時常到培蘭路探訪戴德生,他形容戴德生的書房滿盒子,四壁卻是粗糙的書架。離窗口不遠的書桌上則堆滿信件和紙張。火爐前面,有一張小地毯,上面放著一張又低又窄的鐵架床,把地毯差點完全遮蓋了。

戴德生就躺在那張鐵架床上,和穆亞談話。穆亞形容那是「他一生中的黃金時間」。戴德生不像他想像中的偉人。他一點「傲氣」也沒有───就像基督所說那種要承受地土的人一樣。

另一位到過培蘭路的訪客,則記得六歲半的戴查理,一直問他父親一些很難回答的問題,而赫拔和存義則在桌子下角力。

列夫人(Mrs Rich)常常捐助內地會。她寫信給戴德生,說她聽聞內地會傳教士很多時候因經濟困難而放棄聖工,轉去從事世俗的工作。

戴德生立即回信,要求她指出消息的來源。「這完全是誤傳,……雖然供應常在需要關頭才突然臨到,但我不相信有任何傳教士的兒女,或任何一位家庭成員,會出現缺乏食物和衣服的情形。」

「就我所知,沒有一個人因欠缺金錢而工作受阻;沒有一個人因這原因而健康受損;也沒有一個人因這緣故而離開工場,或是因此而忿忿不平。……」他承認「有些時候,銀根很緊」,但這正好鼓勵中國信徒盡力奉獻資助傳福音的工作,而不會認爲宣教只是富裕的社會和國家應該全力負責的。他又解釋有些會員離開或被解雇,是完全與經濟無關的。列夫人接受了戴氏的解釋,繼續支援內地會。

現在,戴德生認爲自己已完全康復,可以回中國去工作。但誰來負責選新教士?誰來負責《中國億兆》的出版工作?又誰來安排和寄發所收的獻金呢?他以前曾經嘗試說服他的妹妹戴賀美和妹夫海恩波(Beniamin Broomhall)參加內地會或其他宣教團體,前往中國工作。他到高達明(Godalming)探訪他們。

「你們可否來培蘭路一住,協助我的工作?就把它當作試驗吧!我需要人手幫忙出版和發行《中國億兆》,並且接待候選的教士。」他願意從珍妮在澳洲的叔叔留給她的遺産中,拿錢出來,給他們買一間房子,而且支付他們的薪金。

戴賀美和海恩波終於答應八月搬到培蘭路二號。他們在那裡一直住了四十年───那座房子在中國內地會中,頗負盛名。戴德生和珍妮住在六號,而中間四號的房子,就充作辦公室和接待候選教士之用。

自從發出「十八位傳教士」的呼籲後,應徵信件像潮水般湧至。六位在傳教事工上已素有經驗的同工,也自願請纓。八月,在司布真牧師的大都會基督會堂(Metropoliran Tabermacle)裡,舉行了一次聚會,與會者達一千五百人,再次歡送三位傳教士到中國內地去。而另外九位則在1876年2月加入宣教行列。珍妮寫道:「這便組成了十八位傳教士。」她沒有把他們的姓名一一列出。但一計之下,那時候好像已有二十位傳教士了,而且更有陸續而來的。在1876年,至少有六名女教士也被差派赴華。

戴德生很想離英近華,因爲這些傳教「新丁」需要人指導,認識有關中國生活的良風及惡習。但他首先要委任一位全職的幹事,負責在英事務,以代替辭職的何理察(Richard Hill)。何理察舉薦蘇威廉(William Soltau)代替他。戴德生一面開始訓練蘇威廉,一面把更多責任交托他的妹夫海恩波。

戴德生的摯友史蒂絲(Miss Stacey)小姐,在1876年5月去世,這個打擊使他病了一個禮拜,不能工作。但他很快從憂傷中回復過來,九月便乘船到中國去。預算這次只離開十個月,所以珍妮留在家裡照顧六個孩子(包括她自己生的兩個),並全時間的參與培蘭路的行政工作。

船到巴黎後,戴氏把文件箱遺在岸上。箱中有很多他預備在旅途上要做的工作,因此,他除了在旅途中勤於寫信外(他給珍妮寫了很多信,也寫得很親蜜),差不多是被迫在船上度過一個長長的假期。

戴德生於十月底到達上海後,又在前往鎮江的途中患上痢疾───這個病是他一生中常常復發的。1876年9月14日,就是他離開英國後的一個禮拜,中、英兩國簽署了煙臺條約。消息傳來,使他對前途感到十分興奮。現在,持有護照的外國人,可在中國內地旅行,並明文規定受到安全的保障。在條約簽訂後的四個月裡,內地會的傳教士已先後進入六個新的省分,來到那些從未有洋人踏足的中國內地。這些年輕的傳教士受到各種不同的對待;有些人很友善,但也有些人很兇惡。戴德生把他往湖南途中的遭遇記下來,他提到湖南的婦女時,說道:「她們全心全意崇拜偶像,但都得不到滿足,她們的心靈仍是一片迷惘。」

約一個月後,戴德生遺落在巴黎的文件箱竟然寄到鎮江。他的工作計劃才可完全展開。「我的工作量是我所能承擔的四倍,」他訴苦說。書記費查理已回國休假,又找不到人接替他的工作,只有由戴德生偏勞了,另外,還有《中國億兆》的編輯工作。

每日工作至淩晨二、三時,戴德生便坐在他的簧風琴旁邊,彈他心愛的詩歌。以下一首就是他時常彈奏的:

耶穌,我在安息,安息在你的喜樂中。你的愛是何等偉大。

記得有一次他和倪義來一起讀各地傳教士寄來的信件,有些報導他們遇到的各種危險和困難。戴德生倚著書桌,一邊讀信,一邊哼著「耶穌,我在安息」這首詩歌。

倪義來問:「我們的朋友正遭遇危難,你還能哼著歌嗎?」

「就算我生在這裡,爲這些事情憂慮,也是無濟於事,而且使我不能做我所當做的事情,所以我只好將一切重擔交卸給主。」

1877年5月,在中國的各差會於上海召開一個聯合會議。這個會議看來會惹起不少爭論。自從七十年前馬禮遜來華傳教開始,中國的傳教工作已有多倍的增長。來自不同宗派的五百多位傳教士,對於宣教工作各有不同的觀點。有些差會(例如內地會)著重直接佈道和植堂的工作;有些則著重教育和培訓方面。會議中有些人批評內地會,說他們派遣年輕而沒有經驗的傳教士,長途跋涉到中國內地去。「名詞問題」也是一個引起激辯的焦點。所謂「名詞之爭」,就是用哪一個中國詞語來翻譯經文中的「上帝」。

戴德生擔心這些問題所引起的紛爭。除非會議中有聖靈的充滿,否則難免出現分歧。所以他先邀約了大約三十位來自四個不同差會的傳教士在武漢會面,一起祈禱,作屬靈的裝備。在這個會議結束時,倫敦會的楊格非(Griffith John)說:「我爲戴德生感謝 神;我爲中國內地會感謝 神;我爲我的年輕弟兄感謝 神。」

三個禮拜後,大約一百四十多位來自十八個差會和三間聖經公會的男女牧師、教士和傳道,舉行會議。引起爭論的「名詞問題」,雖然在一次演講中提了出來,掀起一場爭辯,但沒有列在議程內。戴德生爲內地會到偏遠地方傳福音的宗旨辯護,認爲這是建立教會的必備工作。有兩位講員認爲西方的世俗文學和科學知識,比宗教更能有效地驅除迷信,但他們不爲大多數人所支援。大部分人接納戴德生和楊格非的路線,就是傳道的主要目的是宣揚 神,指出罪惡和救恩,但也不抹煞文學和科學的價值。

總而言之,在此次會議中,協定多於爭辯,而內地會也普受人接納。戴德生認爲這次會議是中國傳教事工最重要的一步。

上海會議之後,戴德生的坐骨神經痛又告復發。之後,戴德生出發到浙江的佈道所去,與他同行的有韋里信(Elizabeth Wilson)女士。韋里信女士從小就想獻身宣教,終於在踏入中年後,才能實現她多年的夢想。她中年白髮,在中國人當中很受敬重。途中他們不只一次被華人請到廟宇裡聚會。而廟宇中的偶像已被清除,改作基督徒崇拜的地方。

韋里信女士永遠不能忘記戴德生的白色文件箱,以及他每天爲內地會禱告三次,並逐一爲他的同工提名代禱的習慣。

戴德生留在中國的時間,已超出他預期的十個月。但他想在回英之前,再做一件大事,就是在寧波召開一個與英、美差會有關的全浙中國牧師及傳道人大會。會中他極力讚揚他們所作的貢獻,而且希望以後中國每省都能舉行同樣的會議。

之後,是應該回國的時候了。珍妮所生的兩個孩子,尚在學步階段,對於在聖誕歸家的父親,他們是完全陌生的,但戴德生卻很歡喜看到他們。同時還有十六歲的赫拔、十五歲的存義、十歲的小瑪莉亞和九歲的查理,再加上和他們同住的童美莉(Millie Duncan),她是童跟福遺下的孤女。這真是一個熱鬧的耶誕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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