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是不嫉妒
內地會的工作進展甚佳。杭州新巷的教會有十五名華人受洗,現在,教會人數已達到六十七人。王立群在四周的鄉鎮開設了四間佈道所,有定期的聚會,也有七位全時間的中國傳道人和聖經分發者,都歸他監督。麥卡悌則不斷開辦查經班和佈道訓練班,幫助培訓中國工人。這些中國同工常到華人家中探訪,或在茶館裡與人談道,傳講福音,有時是麥卡悌陪著他們,有時只有他們自己。
杭州的福珍妮(Jennie Faulding)在辦學方面別出心裁,也很成功。戴德生到來訪問時,福姑娘便帶他參觀學生宿舍。一間長長的房間,有七個窗戶,一邊排著一行六張的床,供學生躺臥,另一角則是老師的床。每個學生有兩個小櫃子和一顆牆釘用來掛物。

「這些孩子自己清理房間,」福姑娘告訴戴德生說:「也自己洗衣服。我特別雇了個老媽子替他們修補衣服,有時也幫忙洗熨。她爲人很好,叫做楊媽。我每天給她四角錢和半個銅板,食物自己負責,由早上工作至下午五時。昨晚一個學童要求受洗,其他幾個也希望成爲基督徒。」

據王立群估計,杭州教會的會友中,至少有五十人以上是受了福姑娘的影響而信主。除了繁忙的校務,珍妮也常常到城中各處做探訪的工作。

在1871年初,戴德生認真地考慮回英國一行。布迦夫婦不斷寫信催促他回去會談差會的各樣問題,並與支援的人會面,順道看看在英國「三個強壯活潑的孩子」。

其他內地會同工也到了休假的時候。福珍妮的父母不斷寫信提醒她在起初的時候,只是答應到中國工作五年。所以戴德生和她打算聯袂返英,同行還有宓道生夫婦;因爲宓道生健康甚差,恐怕受不住炎熱潮濕的夏季氣候。(後來宓道生康復了,四十年後才在華去世。)

由於要負責接生,戴德生遲遲不能動身。他在五月替美國領事夫人接生後,到了七月又要爲祝名揚夫婦的初生嬰孩祝康寧(Frederick Judd)接生。祝康寧長大後,成爲內地會的領袖之一。

戴德生寫信給他的孩子說:「我已經把風琴賣掉,錢用來完成建校的工作,以紀念你親愛的媽媽……今天是我最後一次彈這風琴,我彈了一些你媽媽喜歡的調子。」

麥卡悌和福珍妮從杭州到鎮江,和戴德生商定計劃。麥卡悌將負起福珍妮在杭州的工作,而福姑娘則會到上海和密道生一家會合,與他們同船回國。中國內地會的幹事則由費查理(Charles Fisher)擔任。原定是戴德生隨時能夠抽身,便隨時先行返國,但最後卻是一起同行,還加上負責印刷工作的中國基督徒李蘭豐。

戴德生和兩歲半的兒子小查理一起乘船沿長江往上海,同船還有天主教神甫石清格(Pere Sechinger),他是在揚州教案之後認識的。戴德生對石神甫的印像是「誠懇而虔敬」,又說:「他對中國信徒的觀感正合我心。」天主教在華的工作比基督教開始得早,他們的方法和戴德生一樣,深入中國內地,與商人團體完全劃分,而且穿著中國服飾。

在航程中,宓道生的身體不適,而宓太太則需照顧孩於,不能分神。結果戴德生和福珍妮有很多時間共對。他們一起談話,一起禱告,不再苦於中國事工的壓力,一起享受輕鬆愉快的旅程。戴德生發現自己愛上了珍妮,並且向她求婚。這時瑪莉亞死後已逾一年,在當時而言,這樣的感情發展不算過於急促,因爲那時的死亡率甚高,配偶死後及早再婚是極普遍的事,尤其是有小孩需要照顧者。當時戴德生三十九歲,福珍妮二十八歲。

船經過紅海時,戴德生寫信給珍妮的父母:「我不是……請您們捨棄女兒,而是請您們……從心底裡也接納我。」他又說他很快樂,因爲他的愛得到「完全的回報。」

戴德生和福珍妮無拘無束地談到瑪莉亞,戴德生永不能忘記她。珍妮也敬愛瑪莉亞。兩人以後常常談起她,一點也不感到尷尬。

「瑪莉亞向我表示她最後的願望,」戴德生寫著:「就是如果她被 神接去,我應及早再婚……我知道我對她的愛不會改變和減少,我是絕不能在三五年間忘記她的。你不知我愛她有多深,很多時候,她的影子縈繞在我腦際……親愛的珍妮也不會要我把她忘掉。她在我心裡有她的地位,因爲她的愛沒有嫉妒。」

1871年9月21日,船抵達法國馬賽。他們先乘火車到巴黎,四天之後便到達倫敦。

福珍妮的父母對戴德生說:「我們可以答允你倆的婚事,但得在珍妮回家一年之後才成婚。」

當然沒有任何法律規定他們要遵從這樣的吩咐。但他們不願違逆雙親,珍妮流淚央求,戴德生也希望能說服他們。

福太太說:「我之所以反對你們過早結婚,是因爲你們兩人現在的健康都不甚佳。」

終於福太太不再堅持兩人要一年後才結婚,福先生原本也不是強烈反對,所以婚禮便順利於11月28日在麗晶教堂(Regent’s Park Chapel)舉行。婚後他們沒有度蜜月,就回到倫敦邁德美公園路(Mildmay Park)64號和孩子們同住。

布迦夫婦的健康都不大好,而且布迦先生受到別的困擾。他接受了一種神學見解已有一段日子,認爲有些非基督徒死後不至於受永遠的刑罰。聖公會、浸信會及弟兄會都把傳揚這種觀念的人驅逐出會,如果大家知道布迦是讚同這種見解,那麽支援內地會的正統派信徒一定表示不滿,甚至以後不再援助內地會。

布迦爲內地會鞠躬盡瘁是鐵一般的事實,但他在公共關係方面一直做得不好。他編輯《不定期報》,刊登內地會傳教土的消息,寄給內地會的支持者。他的編排有序,但風格呆板乏味。他也知道自己不是這方面的專才,所以請戴德生找人接替他的工作。

1872年1月初,戴德生在培蘭路(Pyrland Road)六號租了一座新房子,離開紐惠敦格林(Newington Green)不遠,旁邊是田野和一個鴨子池塘。他們全家在1月15日搬進新居,此後培蘭路六號便成了倫敦內地會的中心。戴德生帶著李蘭豐到處參加聚會,也和他參觀倫敦的名勝;此外,戴氏又接見和指導準傳教士,而且盡可能親自向捐獻者回信道謝。

他又到西部一趟,在班士德堡(Barnstaple)見過翟文(Robert Chapman)牧師,又在布裡斯托的伯賽大教會(Bethesda Chapel)中講道,晚上在穆勒家裡度宿。

回到倫敦後,戴德生被邀在邁德美大會中講道,而另一位講員是美國著名佈道家慕迪(D. L. Moody)。赴會的人數極多,他們大聲唱著「飄送,飄送,福音隨風飄送」這首詩歌,然後坐下來聽戴德生講道。戴氏站起來,眨一眨眼睛,但相當嚴肅地說話。

「親愛的朋友們,」他說:「風永不能將這個愛的故事飄送到地極的黑暗之處,一定要有像我們一樣,……希望遵行宣教大使命的人把它帶去。」

會議期間,一對來自德文郡(Devonshire)的小姐住在培蘭路六號戴家。她們是蘇爾陶(Soltau)津師的千金:漢莉達(Henrietta)和露絲(Lucy)姊妹。一天午餐後,戴德生、珍妮、白安美和蘇爾陶姊妹一起來到客廳,站在一張中國大地圖之前,上面注明了九個還沒有內地會工人去到的省分。

戴德生問她們:「現在你們有沒有信心和我一起向 神呼求,請衪給我們十八個人,一對對進入這九個未有福音傳到的中國省分去?」

漢莉達和露絲向戴德生承諾,每天爲此事祈禱,直到實現;然後所有人手牽著手,由戴德生帶領,爲那十八位生力軍祈禱。

在戴德生的生日那天,五歲的女兒小瑪莉亞送給他一份禮物,是她自己製造的。他把她抱在膝上,看看她究竟送他什麽。那是一塊小木板,上面插著一隻夾子,夾上掛著半個貝殼。戴德生不明所以,便想試問女兒那是什麽。女兒說:「我想這是你最喜歡的船,可以帶你回中國去。」

戴德生十分快樂。他記述說:「我從來沒有收到一份禮物使我這麽高興,或是如此值得我珍惜和懷念的。」

小瑪莉亞說得對。戴德生和珍妮準備行裝,重回中國去的時候到了。這次他們留下一個全面的小隊,在英國負責「內務」:由安美接替布迦先生的工作,蘇亨利(Henry Soltau,即漢達和露絲的兄弟)和另一位建築及土木工程師何理察(Richard Hill)同時擔任新成立的中國內地會管理委員會〔即後來簡稱爲倫敦委員會(London Council)〕的義務秘書。其他委員包括司庫查約翰(John Challice),他是一家公司的總裁;賀威廉(William Hall),他是白蘭斯頓教會(Bryanston Hall)的執事;還有侯爾道(Theodore Howard)、韋約瑟(Joseph Weatherley)和蘇喬冶(George Soltau,亨利的兄弟)。蘇喬治負責訓練准傳教士。

戴德生也說服了一大批人出任中國內地會的顧問,包括巴納道先生(Thomas Barnardo)、班主德堡的翟文先生(Robert Chapman)、金尼斯先生(Grattan Gumness)、穆勒先生(George Muller)、賓法特牧師(William Pennefather)和韋士托爵土(Lord Radstock)。

1872年1O月,戴德生夫婦回到中國。他們先在杭州停留,珍妮接替麥卡悌監督教會,而戴德生則計劃在耶誕節過後,到杭州以南各城鎮探訪。

1873年4月,珍妮流産,一對嬰兒胎死腹中。她很快恢復過來,在她給母親的信中說道:「這段日子是戴德生最焦慮的時刻。」現在她盼望五月中搬到揚州,以那裡爲根據地。

戴德生向來希望杭州的中國信徒能夠負起教會大部分工作。這一直是他全盤計劃中的主要策略。他希望內地會的工作能夠本土化和內地化,盡可能減少外國同工。他的最終目的是每一省只設一位監督和兩位助理,由外國教士擔任;而每個重要城南皆有中國同工,一些不大重要的地方則設專人分發聖經,也由華人擔任。同時,他希望在1873年底之前,能夠開辦一所聖經學院,訓練中國工人。

看到中國信徒增多,而且在傳道及植堂的工作上效率增高,戴德生很感高興。他相信中國教會的將來是寄望在這批中國同工上。他寫道:「我看我們外國傳教士如建屋時搭的台架,屋子建成後愈早拆掉愈好;或者愈早搬到別的地方愈好,以便在別處做同樣的工作。愈早建立,愈快遷拆,愈對未有福音傳到的地方有更多好處。」這種策略一直是內地會發展傳道工作的方針。

杭州及浙江一帶等地,工作發展甚速。最令人鼓舞的是,不單內地會在此地區工作,其他差會也陸續而至。自1864年太平軍敗北之後,浙江省的中國傳道人數目,在十年來已由十五或二十人增至一百人,信徒人數也由四百增至一千四百人,其中有百人以上是受過高深教育的人士。中國教會逐漸壯大,開始裝備自己,爲將福音傳遍全國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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