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艦下的基督教
英國政府決定針對揚州事件,作出強烈的抗議,並採取適當的行動。領事麥華達(Walter Medhurst,譯者注:是麥都思牧師的兒子)決定親自到揚州去,請孫知府往南京向兩江總督解釋他何故沒有從速處理此事。

9月8日禮拜二,麥華達在海軍保護下,乘船直赴揚州。同行還有英國副領事阿倫(Alien)及法國領事。一艘法國軍艦停在大運河的人口,等待他們回航。戴德生因爲傷口發炎,不能夠與麥華達共往,便由童跟福和蔡文才(Joslah jackson)代表前去。

孫知府已經事先得知麥華達領事到訪的消息,他帶了自己的隨從在城的側門候罵,希望把洋人從後街引到衙門去,免致惹人注意。但麥領事一行人衆卻從大門進城,浩浩蕩蕩地經過最繁盛的街道,儘量引人注目,他們來到衙門,把地方佔用,又派人守著各處門口,要求與孫知府會談。

當孫知府返抵衙門,發現英國兵士在門口駐守,不由大驚。他極力爭辯,說8月22日晚發生的事只是小小的騷動而已。麥華達沒有接受他的解釋,只是提出一連串的要求。但孫知府說那是他權力範圍以外,不能答應。麥華達堅持要孫知府和他同往南京,使他能在兩江總督面前提出以上的要求。孫知府答應同去,但要乘搭自己的船,不願像犯人般被英艦押解。

之後,麥華達和他的隨員跟著孫知府到劫後的內地會會址視察。雖然一些狡猾的官員曾作了緊急的修補工作,但那些殘垣敗瓦仍可以顯示出暴徒的破壞。

麥華達和戴德生會面,詳細瞭解各傳教士所受的傷害,之後徑往南京。在那裡,他受到兩江總督曾國藩盛情的接待,但對於麥華達的投訴,卻沒有認真處理。在接到詳細的報告前,曾氏一直拖延。

孫知府到達後,麥華達繼續提出他的要求,但曾氏還是拖延下去。

後來,護衛麥華達的海軍將領因患痢疾而先行把船駛回上海醫治,留下麥華達和一艘小船。由於沒有槍炮作後盾,中國官員開始對麥華達冷言冷語,曾國藩的口吻也改變了,不再考慮他的各樣要求,只命令孫知府就那件事情發表公告而已。

麥華達對於這樣的反應大爲不滿,要求公告發出前,先由他審核,並且聲明所有關於揚州事件的文件,必須送交北京的英國公使。

1868年9月,戴德生撤除倪義來在內地會的職務。在給倪義來的信中,他提到這是幾經考慮,並與會內所有成員開會商議後的結果。他繼續說:「我撤除你的職務,並不是由於宗派上的不同意見……或是由於你對英國服裝的偏愛,或是其他理由,而是因爲你習慣和蓄意去顛倒是非。」倪義來一直以來都對內地會的成員及其它差會散播有關內地會的謊言。

戴德生把信寫好,請麥卡悌過目和修飾文辭,然後送交倪義來。麥卡悌對戴德生說:「在未發生這次暴亂之前,我們不大知道我們是多麽愛戴你。希望爲主的緣故,也爲著這片需要福音的土地,……我們更緊密地互相扶持。親愛的弟兄,願 神賜給你剛強的勇氣,因爲我相信你在寫這封信給倪義來時,心裡一定極其難過。」麥卡悌也寫了一封信給布迦先生,稱讚戴德生的高尚品格,並且爲他極力辯護。他認爲戴德生唯一的「過失」,就是嘗試一個人做十個人的工作。

布迦寄了十鎊給倪義來作爲日常生活費用,又願意提供倪氏夫婦從華近英的船票。可是,倪義來選擇留在蕭山。稍後他在寧波的一間醫院工作了一段很短的日子,此後再沒有他的音訊了。

十月,三位同情倪義來的女教士───班蘇珊(Susan Barnes)及安氏姊妹(Margaret and Jane McLean)聯合向內地會辭職。而麥克蓮以後和戴德生仍有往來,瑪嘉烈(Margaret McLean)和班蘇珊則有一陣子參加了倫敦會的工作。

這些事對戴德生的健康打擊很大,瑪莉亞極之盼望他能夠有幾天休息的時間。

自從揚州教案後,內地會不斷受到英國報章的批評,甚至基督徒也非議他們,奉獻顯著減少了。許多人誤會戴德生,認爲他尋找英國領事幫助,利用堅船利炮來對抗中國官府。事實上,在事發之初戴德生是向中國官吏求助的,只是事後才把事情發生的經過通知英國領事。英國領事的行動完全是自發的。

1868年11月18日,戴德生和他的家人再次回到揚州故居。在搬進去之前,有一個天主教神甫這樣記述說:「人們恭敬地領著麥華達和戴德生經過大街,來到一座可容四百人的寶塔中。穿著整齊的紳士走在官吏前面,魚貫進入,那兩名罪魁禍首已經被捕,其他人爲了滿足洋人的要求,都來參加遊行。兩名官差在遊行隊伍前面開路,向人大聲宣告說:傳諭百姓:不得傷害洋人,或稱之『洋鬼子』,要尊稱其爲『大人』。戴德生被送回原來的住所,該宅已由官方斥資重修,完美如新。就在這所揚州大屋裡,瑪莉亞在1868年11月29日再生下一名男孩,取名戴查理(Charles Edward Taylor)。

1869年3月,英國上議院對揚州教案及其影響展開辯論。明顯地,反對中國內地會的有森馬錫公爵(Duke of Somerset)。他說在聽見中國內地會的名稱後,他對以後發生的種種麻煩一點也不感到奇怪。「現在,我想問一問:我們有什麽權利派遣人到中國內地傳教?我們有什麽權利到中國內地去改變中國人的信仰?……我絕對不讚成支援傳教士進人中國內地……事實上,我們只是靠著堅船利炮來傳揚基督。當地官員清楚知道,如果他們給傳教士麻煩的話,炮艦便跟著來到……所以,我認爲我們必須召回內地的這些傳教士。……誠然,傳教士一定是個宗教狂,否則就可能是個無賴。如果不是宗教狂的話,他們不會沿江而上,進到內地傳播基督教;但若然是宗教狂,便更加危險。……」

可是,外相向他的貴族朋友指出:「在削減傳教士人數方面,可不是政府的責任。傳教士選擇或去或留,我們都無權過問,要把他們逐出中國,恐怕我們無能爲力了。」但他也建議傳教士跟在商人後面,因爲人們看到貿易帶來的利益後,自然會開放更多地方,爲傳教工作提供更多機會。

新上任的彼得堡(Peterborough)主教麥基博士(Dr. Magee)聽了這番話後,實在按奈不住了。在他上任以來的第一次演說中,他極力爲傳教土辯護。他的辭鋒犀利,辯才橫溢,是個極出色的辯論家。首先他答復森馬錫公爵,認爲他的意見沒有任何傳教士會接納───那就是留下一些地方不去傳教或不准傳教,因爲恐怕傳教工作可能影響英國和這些地方的貿易。連最年輕最不熱心的傳教士都會認爲:「英國的貿易利益雖然很重要,但有一些事情是比神聖的鴉片貿易更要神聖。英國爲著神聖的鴉片,不惜發動了戰爭;但有一些事情比這更加神聖───就是服從主的誡命,到世界的地極去,不論安危,把福音傳給萬民聽。……如果一個基督教國家願意大力保護其國人從事不道德的貿易;但傳教士若得罪中國人,令到他們不快,便需聽天由命,甚至幾爲暴徒所害,國家也袖手旁觀,她還配稱爲基督教國家麽?」

麥基博士繼續指出公爵對傳教士的要求過於苛亥。他又說若不是有人把福音廣傳,他本人和公爵也不會有機會成爲基督徒。再者,他說:「外相提議傳教士跟隨貿易商人的腳步,不知他是指何種貿易?那種商人?……是否追隨鴉片商?……或者應等到英國商人把他們各種各樣的罪惡灌輸給華人後,才開始傳播福音?傳教士不會等待,因爲他神聖的職責是上主託付他的,那就是───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

上議院爲這事作了意味深長而又激烈的辯論,森馬錫公爵提出召回中國內地傳教士的要求,終於沒有通過。

在內地會受到嚴厲批評的時候,穆勒(George Muller)是爲內地會辯護的主要中堅分子之一。他一直都直接彙錢給個別的內地會傳教士,但把金錢平均分配,實在是很困難。布迦把此事提出來與穆勒商量,他立刻接受了布迦的建議。在揚州教案發生後不久,外面的傳聞和誹謗還未稍減之時,戴德生收到布迦先生的一封信。

穆勒先主經過情重考慮後,希望有一份內地會全體弟兄姊妹的名單。除非有什麽障礙,否則他想盡力幫助每位成員……當然,主知道我們的基金減少,所以感動他尊貴的僕人予以援手。

穆勒把支票寄給每一位傳教上,而一封致全體內地會同工的信也同時收到了。信上說:

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告訴你們:我在主裡掛念你們。我對主在中國的工作極有興趣,並且每日爲你們禱告。當你們在困難、試煉、痛苦和失望之中,知道有人在主裡記念你們、支援你們,或許會帶給你們一點鼓勵……

1870年代,穆勒大概每年給中國內地會傳教士寄上二千鎊,在當時來說,已是很大的數目。

賓法特(William Pennefather)也是內地會的支持者,他在倫敦舉行的邁德美大會(Mildmay Conference)中爲戴德生及內地會辯護。在內地會風雨飄搖的日子裡,對內地會仍信心不移者計有韋士托伯爵(Lord Radstock)、湯姆爵士(Sir Thomas)、寶參夫人(Lady Beaucham),以及高富牧師夫婦等。

1869年5月底至6月初期間,戴德生一家終於獲得期待已久的假期。他們和白安美一起到杭州附近一個叫普陀的小島度假,那裡風景怡人,杜鵑盛放,有長長的白沙灣和寧靜肅穆的廟宇,是寧波及上海市民常到的度假勝地。

假期很快結束了,戴德生又恢復繁忙的工作。他現在要負責十八位傳教士並其家人,以及六位中國同工。他記述此時的景況:

「差不多每一天我都收到同工的信,要我指示他們───在目前的情況下,發展工作非常困難,是應該離開工作崗位,還是留下來呢?我也不知如何決定。只有像希西家一樣,把每一個人的信心都展露在上主面前,相信衪會指教我怎樣回答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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