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工作的開展
「在這外國地方,竟然有濃厚的英國風味!」這是福珍妮初到上海所得的印像。但她覺得中國的住屋很似「家監獄」,四面是高牆,圍著天井和房子。店鋪還好,內裡寬敞,但街道卻狹窄得很。

童跟福則對中國人的禮貌印像深刻。他說:「他們都很文靜,對我們極有禮貌,態度遠比我們任何一個英國人對他們爲佳。」狄樂義姑娘觀察中國人的喪禮,說他們用「爆竹驅逐邪魔惡鬼」,又燒紙錢給死人在冥界使用,而點燈籠則讓他可以照明道路。「當時聲音嘈雜,火光熊熊,情景煞是怕人……我真高興能夠溜開。」她覺得這樣一個情景,正是中國人受著撒但奴役的明顯寫照。

「蘭茂爾號」的同人帶來了印刷機器和零件,也帶來大批藥物和儀器,準備設立一所醫院和藥房。然而,在還未建立內地的基地前,這些東西如何放置?旅途中,他們不住爲這事情祈禱,在他們抵達上海當晚,就看到 神應允他們的禱告。

美國長老會在上海設立的美華書館(American Presbvterian Mission Press)的負責人姜保(William Gamble)前來接船,並提供美華書館的大貨倉給他們寄存物品,又供給所有人在上海居留期間的食宿。戴德生跟著姜保察看貨倉和宿舍,一切都很理想。

一個月後,福珍妮在信中這樣寫道:「我真高興我們要離開上海了!這裡的中國人都貪錢……而英國人則很俗氣和愛打扮,每個人都知道大家在幹什麽。我想他們一定常在背地裡議論我們。」當然,福珍妮說的確是實情,尤其令人蝶蝶不休、議論最多的,是他們的衣著。男士把前額的頭髮剃掉。後頭則裝上一條假辮子,穿得完全像個中國人。但女士當中只有瑪莉亞穿著中國式衣裙,其他婦女的衣裝還未齊備。上海報章拿他們作笑柄,說這是個「豬尾佈道團」(Pigtail Mission)。

路惠理後來回憶舊事,說:「初時我不喜歡那些中國式衣服,但我現在喜歡多了!」蔡文才說:「對我們來說,那試煉可不算小呢!尤其是剃髮……初時我想不透爲何要穿著這些衣服,但現在我明白了」

他們本想早一點離開上海,不過英領事認爲他們不宜到杭州去,所以令他們猶豫不決,加上徵求中國官員簽證時,也發生一點困難,以致耽延了一段日子。直到十一月才一切就緒,預備起程。

美麗的杭州佇立在西子湖畔已有兩千多年了。城牆之外,南門不遠,就是錢塘江與杭州灣的匯合處,流水經過寬約二三里的江口,再流入杭州灣,景致壯麗。西湖被綠樹群山環抱著,樹叢之中點綴了許多寺廟、寶塔和古墓。湖上躺著許多小島,水面有成千上萬的水鴨和天鵝,叫得嘎嘎地響。漫山都是木蘭、杜鵑和山茶花,還有密密麻麻的桑林,幾世紀以來靠著它們支撐興盛的絲業。杭州有超過一百萬的人口,包括全國有名的詩人和畫家,以及住在巍峨大院裡的富商巨賈。

戴德生一行人最初來到杭州城中時,太平天國之亂的殘餘痕迹還到處可見。西門仍然有清兵駐守,巡撫和其他大官住在剛重新修復的官邸中。雖然在他們之前已經有數位傳教士來到這裡,但杭州是個比寧波還要大的城市,當中還有許多工作等著更多的傳道人去承擔。

戴德生和丘先生很快在杭州城中找到一處地方,用作中國內地會的基址。(丘先生是戴德生早年在寧波傳教時帶領信主的。)那是新巷一號,座落在住宅區的邊沿。那兒是一些舊房子,在太平天國之亂時損毀不堪,大官富賈部遷出,很多房子便空置了。新巷一號是一間大屋,外面圍著粉牆。在此之前,是一位有錢官員的物業。屋內約有三十個房間,都很寬敞,如有必要,每個房間又可間開,一分爲二。

第一次來到新巷的房子,戴德生和丘先生已發覺這個地方可作多種用途,心中不住地盤算。進到大門,便是一幢大樓,最適宜改成教堂;在寬敞的半蔽式天井四周,是一排十數間的房間;接近教堂的房間,可以用作診所及藥房,那麽,病人在候診時可以聽福音。他們更想到用什麽地方作會客室,什麽地方作飯廳、辦公室、印刷房,什麽地方作僕役的居所及儲物室。樓上分作兩個部分,分別認不同的樓梯而上,最宜用作單身男女宿舍。後面是個幽靜的蘇州庭園,充滿平靜安詳的感覺。

當然,這所大宅還需要裝修和清理,當白安美第一次進到這房子,她高興地說:「這裡地方極之寬敞,使門窗看來顯得不足。」

戴德生用合理的價錢把房子租下,整隊人便搬進去,開始修理和各樣改裝的工作。他們買了木條、鐵釘和大量的粗草紙後,木匠和泥水匠便打木造牆,又用草紙張貼內牆和天花板。戴德生的房間裡,有一個九尺高六尺寬大洞,他用一塊布把它蓋往。他們把帶來的相架掛在牆上作裝飾,地上則鋪上草席;有些家具是買來的,也有些是自己動手製造。他們一邊工作,一邊燒著火取暖,幸好那年的冬天還不算大冷。

過年的時候,他們才找到木板和灰泥,用來取代牆上的草紙和遮蓋破洞的布。

杭州城這一區的居民,這一批外國人已見怪不怪了。路惠理記述說:「我們之所以能夠平安無事,大部分原因是由於我們的中國裝扮,我們常到外面去,但很少引人注意。」

1866年底,當寧波的宓道生和甘比治前來杭州的時候,他們路經蕭山。那是離開杭州十里的一個重要城鎮,距紹興約五十里。紹興城也有兩位內地會的傳教士在那兒工作,他們是笵約翰大婦。宓道生和甘比治兩人爭論是否應在蕭山設立據點,因此戴德生便陪同他們往蕭山察看。在街頭佈道之後,他們終於找到一所合適的小房子作佈道所。房東答應把屋租給他們,條件是這些外國人要穿著中國服裝。他們決定蕭山的開荒工作由倪義來夫婦負責。

其時已經在杭州傳教的有慕稼裂牧師(George Moule)。他是英行教會(CMS)的傳教士,1858年來華,先在寧波工作,1864年才來到杭州。慕氏一家在教會史上頗負盛名。在倫敦時,戴德生曾經和慕稼裂的父親慕亨利牧師(Rev Henry Moule)有書信往來,討論羅馬拼音版之寧波話新約聖經的翻譯及出版事宜。慕亨利的三個兒子都畢業於劍僑大學,而且三人都追隨父親成爲聖公會的牧師。除了大兒子慕稼裂外,二兒子慕雅德(Arrhur Moule)也在華傳教。(譯者按:慕雅德於1861年來華,在寧波傳教,1876年調杭州。)幼兒慕僅理(Handley Moule)是位聖詩作者,後來成爲杜林區(Durham)主教。在戴德生一行人衆初抵杭州時,慕稼裂很熱情歡迎他們,但現在他們的關係卻鬧得很不愉快。

主要原因是慕稼裂和戴德生兩人傳教的風格和方法都迥然不同。寧波的英行教會有歐洲歌德式建築的教堂,衣著和生活都和其他洋人一樣;到了杭州之後,慕稼裂夫婦還是維持其西方的生活方式,對於內地會的年輕傳教士穿著中國衣服招搖過市,很是不滿。

慕氏夫婦時常邀請一些內地會教士到他們家中用膳,倪義來便是其中的一個常客。他常發怨言,認爲新巷一號裡有許多不當之事。他不滿戴德生處事的辦法,甚至有時歪曲事實,隨意捏造,慕稼裂夫婦則在旁傾聽。當倪義來、史洪道及蔡文才一起到訪,慕稼裂向他們發表意見,反對洋人穿著華服。他還表示兩種顧慮:第一這樣多的未婚男女同住在新巷,是相當危險的事;其次,戴德生和那些年輕婦女表現得大過熟識和親蜜。他覺得有責任去維護傳教士的形像,避免受到非議和損害。

1月2日,倪義來和巴克迪從杭州前往蕭山辦妥租房子的手續。不久,倪義來師母(Eliza Nicol)和一位中國同伴也離開杭州到蕭山去。得到衛養生的幫忙,倪義來把蕭山房子的樓下改裝成禮拜堂及會賓廳。1月25日,倪義來趕回杭州,請求丘先生同往蕭山,並爲新堂揭幕。

倪義來返抵杭州時,大家都很驚異,因爲他沒有穿著中國服裝。他改穿西裝已經有一個禮拜了!雖然內地會曾經答應蕭山房子的業主,房客都會穿著中式服裝,但倪義來卻不肯依從;他這樣做,也違反當初在倫敦時和戴德生的協定。然而戴德生沒有立刻採取行動,他不願被情緒左右,而可能作出錯誤的決定。第二天,倪義來和丘先生就離開杭州,前在蕭山去了。

禮拜日,有很多人前來蕭山的禮拜堂聽道。禮拜一,倪義來和丘先生又到街頭佈道。倪義來一直穿著英國服裝。當天傍晚八時三十分,倪氏夫婦和衛養生則在樓上寫作,而丘先生和一個中國僕人正在樓下。丘先生突然看見外面燈火通紅,來了很多的人,還有縣官大老爺的轎子。丘先生立即上樓通知倪義來。當倪義來來到樓梯,縣大老爺已在樓下了,另有五十多名官差侍立在禮拜堂中。倪氏向縣官鞠躬,但這位官員卻執著他的雙肩,很粗魯地對待他。

過了一會,他似乎氣平了,態度較爲有禮。他坐下來,也示意倪義來坐下。倪氏聽到有人細聲說縣官的古怪行徑是因爲喝醉了酒,倪義來於是吩咐僕人倒茶。

「我不要喝」,縣官說:「你以爲我會喝洋鬼子的茶麽?把另外那個英國人抓來!」

衛養生把他和倪義來的英國護照拿出來,但縣官看也不看,眼睛卻不懷好意在倪太太伊莉莎的身上瞟來瞟去,口中說著風言風語。然後他要親自檢查屋內每一個房間,走動時還得靠人兩邊扶攙。到了樓上,他又坐下來問了一連串關於英國的問題,又大聲說基督教是邪教,爲官方所禁止。

這時,房東慌張地來到,並把一張字條是給縣官,可是縣官擺出不屑一顧的樣子。

最後,縣官下到樓下,指著丘先生,不由分說便吩咐衙卒:「給我打!」

兩名官差把丘先生按著,一個抓著他的辮子,另一個則抓著他的雙腳。其他兩個人則拿著藤鞭,猛力向丘先生的雙腿抽打。倪義來夫婦和衛養生在旁看著,驚惶無措。官差打了六百藤,把丘先生雙腿打得皮開肉綻,血肉模糊,跟著在他兩邊臉上再打一百藤。

然後,縣官對倪義來和衛養生說:「你們是否明天便搬出這房子?」

倪義來點頭答應。戴德生曾經指示他:遇到麻煩時,千萬不可跟官府爭論,應呈遞當地英國領事處理。

縣官臨走時,對倪義來夫婦、衛養生、丘先生等人說:「如果你們明天還留在這裡,一概斬頭。」

黎明之前,丘先生與僕人匆匆離開蕭山,先行返回杭州。他結結巴巴,好不容易才把事情的經過向戴德生說個明白。然後倪義來抵達,留下衛養生和伊莉莎在碼頭船中看守行李。

倪義來復述時,氣氛有點緊張。倪氏的語氣,好像這件事與別人無關,應由他自行處理。但他最後還是問:「我應否到寧波去把事情報告領事?」

戴德生說:「當然應該立刻通知領事,但報告書由我來寫,因爲我是內地會的監督。不過,在我還未以中國內地會的領袖身分參與這事之前,我得問你幾句話:你是否承認我是你的領袖和主管?你是否是內地會的一員?內地會的其中一個基本原則,是否在不違背良心的情況下,一切由我作主?你爲什麽未跟我商量,便丟掉中國服裝?爲什麽不遵守租約上的規定?」

「這宗事件對於本會實在有很重大的影響,雖然我此刻應該向你表示同情,但我必須得到你的答復,才報告領事。誰是這宗事件的受害者───個人或是整個差會?」

「我承認你有權領導本會,倪義來回答說:「但我想到很多事情,並在這事件中運用我的判斷力。如果我的中國話講得流利,我會改穿中國服裝。但此刻我覺得穿著這些衣服很不舒服,而且全無安全感,外國服裝卻使我得到保護和尊敬。」

蕭山事件清楚地顯示出:外國服裝並無保護作用。

他們去到碼頭,把伊莉莎及行李帶回新巷大宅。戴德生也不催迫倪義來,只等著他那「舒服感覺」引導他改換裝束。

當戴德生感到倪義來已經完全明白過來後,他就寫信給寧波的英國領事,把這事件作一個詳細的報告。他在信上說:「爲了恢復我們國家的聲譽,爲了保障天津條約給予我們的權利,我極希望鈞座發出公報,使我們的國人及護照受到尊重,令那些提供我們合理服務的本地人也回復信心。」

戴德生在信裡提到挽救國家聲譽等等。但在一些通情達理的領事官員與中國官吏斡旋之後,他的經驗告訴他,爲了傳教的好處,還是少用那種盛氣淩人的態度爲佳。因此,他以後再沒有重提挽救國家聲譽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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