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萊墩的奇事
「中國人會成爲世上最好的基督徒───他們用心鑽研聖經,像他們研讀古代經書一樣。」

戴德生聽過這樣的話,但他知道如果沒有大量傳教士進入中國內地傳教,中國人又怎能成爲基督徒呢?

他盡力向各差會進行遊說,鼓勵他們派遣傳教士到中國內地還沒有福音傳到的十一個省去。他寫信給英國各大教會,又拜訪他們。他們每次都細心聽他講述,並且表示同情,但答案總是:「我們的經費不多,連目前的工作也應付不來,討論增加新的負擔!最好還是等候 神把中國完全開放再說吧!」

然而,戴德生這樣想:「如果使徒等到情況轉好的時候才傳福音,哪裡還有歐洲的基督教?如果現存的佈道組織和教會團體不能傳福音,或者不願承擔此責,那麽誰會去做呢?」

當他和高富一起修訂寧波話聖經的時候,他們常常舉目望著掛在牆上的中國大地圖,想起未曾聽過福音的千萬生靈。戴德生想:「今日,又有三萬三千個中國人在沒有 神、沒有希望之中死去。」

1864年底,戴德生開始計劃重返中國,但時機還未來到。他揀選的五位傳教士中,第二位已在12月20日離英赴華。她是一位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小姐,名叫金樂曼(Jean Notman)。戴德生送她到修咸頓(Southampthon)上船。她的船票和行李都是戴德生的支持者捐助的,包括布迦、穆勒和諾定咸的朋友們。戴德生對金小姐的衣物行李,都有詳細的記錄:一件冬天大衣、二條裙子、一襲傘型大裙、三套印花裙、三條內襯裙、六套睡袍、三件背心、十二條長筒睡褲、九件襯衫、一條絲質圍裙、兩打(二十四條)手帕、九對襪子。記錄中還有許多雜項,包括由牙刷到書桌,以及一切零星物件。

1865年春,他完成了一部小冊,書名是《中國───屬靈的需要與要求》(China: Its Spirirual Needs and Claims),引起很大的影響。事實上,這本書是戴氏夫婦合作的成果。戴德生在書房中來回踱著方步,把意思說出來,由瑪莉亞手錄成書,就如多年前他的父親口述講章,由母親筆錄時的情況一樣。他爲書的每一段祈禱,最後寫成一本很好的書。例如他描述中國地大人衆,用了一個傳神的比喻:「如果中國人排隊經過你面前,以每日走三十里的速度計算,他們不斷地走,日復日,年復年,也需要走上十七年又三個月,這條人龍才走得完!」

但書中的話並不叫人讀著會感到心安理得:「英國的基督徒能否袖手,坐視不救,眼見這千萬人走向滅亡?他們之所以滅亡,是因爲不知道福音。但英國卻充充足足的得到這個知識;使英國有今日,也使我們有今天,全賴這福音。我們的主怎樣教訓我們?是否一百隻羊之中不見一隻,也要放下九十九隻去尋找失掉的那一隻?現今的比例幾乎可說是相反的,我們在家守著那一隻羊,卻不理會那九十九隻正走向滅亡!基督裡的弟兄們,想一想我們偉大的救主和領袖賜給我們的重要使命───到世界各地,把福音傳給萬民聽!想一想貧窮愚昧的中國裡有千千萬萬人,竟沒有一個主的門徒願意帶給他們『大喜的資訊』,或者告訴他們救恩的福音!……」

這部小書或許使很多讀者難過不已,且它的銷路極佳,多次重印,到1887年已經印了七版。戴德生寫成這部書,似乎也經歷不少痛苦。在研究和思想中,戴德生得著更深一層的異像,使他明白要到中國內地傳教,必須有一個特別的組織。當然他可以設立這樣一個組織,但應該採用怎樣的體制?會不會引起其他宣教團體的不滿?會否像中國傳道會一般,遭遇同樣的不幸和危機?

雖然有這種種顧慮,但他還是清楚知道設立這樣一個組織是必須的。它將會是一個海外佈道團體,由不同宗派背景,但對宣教、植堂和教會培訓很有負擔的男女信徒組織而成。他們需要借著祈禱,單單信靠 神的引導和供給,進人中國內地,向十一省未得之民傳道。這個組織至少需要二十二名傳教士。

他反復地想:是否應該立刻按照計劃去做,還是開始時不要動用太多的資源?他和瑪莉亞、布迦、皮爾士及諾定咸的友人們多次懇切的討論和祈禱,又坦誠地切實商量各種策略和可行性。由於不停思想和考慮,以致他數月來不能好好安睡,每次只睡得兩個小時,有時甚至完全不能入眠。他是否願意跟隨主的呼召呢?他相信在他思考的當兒,每月就有一百萬中國人走向滅亡。

「我想我不該再用理智考慮了,」他寫道:「但我不願降服!最後我病倒了。瑪莉亞對我的心事略知一二,但我不能對任何人傾吐一切;我不願把這樣一個重擔壓在她的頭上。」

看到戴德生這個情形,皮爾士認爲他應該稍作休息。他邀請戴德生在6月24至26日到伯萊墩度周末。禮拜日早上聚會時,他聽到長老會的牧師鄧尼頓(JM. Denniston)講道,很受感動。之後,據他自己說:「看見一千多基督徒在那裡喜樂地聚會,千萬人卻因不知道福音而失喪,我不能再忍受了。我在沙灘上漫步,靈裡極其痛苦;這時,救主征服了我的不信,我完全降服在衪面前,獻上自己,爲衪所用。我把一切困難和後果交托給衪,我和我的同工只能作衪的僕人,服從衪,跟隨衪───由衪引導,由衪看顧,由衪帶領。」

「不用說,平安立刻湧進我煩惱的心裡。在此時此處,我要求衪差遣二十四位同工到中國去,十一省每省二人,另加上兩人往蒙古。我把這個請求寫在聖經的頁邊上。回家時滿心喜悅和平安,是多月來沒有嘗過的,同時還有主的應許:衪會賜福衪的工作,我也必分享衪的賜福。我以前曾經祈禱,也懇求別人代禱,求主興起工人到那十一個福音未傳到的省分去,求主使他們奮勇向前,靠賴衪的供應,卻從不肯屈服下來,叫自己成爲他們的領袖。」

戴德生提字在旁的那本聖經,至今尚存;數天前;我還把它捧在手裡。打開聖經,在約伯記第十八章上面,有戴德生親筆寫下的一行字:「爲二十四位甘心而能幹的工人祈禱。───伯萊墩,1865年6月25日」。再往後看,又見幾行字:「爭戰已經結束───只有平安、喜樂。仿佛要立刻振翅高飛,越過車站旁的高山,直朝皮爾士先生的家飛去……那晚睡得真香甜!戴太太以爲 神在伯萊墩行了奇事!但確是如此。」

他把握時機,立即和皮爾士到倫敦郡立銀行,用「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的名義,開了一個戶口,存入十鎊,雖然數目不多,但正如戴德生後來所說,它是「十鎊另加 神所有的應許。」

接著下來是一段極爲忙碌的日子,主要向著兩個目標努力:一是鼓勵他的家人和朋友爲這二十四名傳教士祈禱;另外是馬不停蹄地到英國各處講道。在這些聚會中,戴德生無意強調新成立的內地會,也沒有懇求捐助,而是論述中國的情況,以及 神如何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有一位聽過戴德生講道的商人,如此描述戴氏:他說話的聲音很輕,用字謹慎。最使他印像深刻的,是當戴德生談到中國時,他聲音充滿深情,對各差會正在進行的宣教工作報導得很詳盡,但也指出內地還有許多需要。他沒有咬文嚼字,也沒有呼籲捐獻,他的講道只專注在屬靈的影響和能力上。

戴德生在挑選二十四位傳教士的標準上,似乎和一般宣教團體不一樣。英行教會(CMS)及倫敦會派遣的人都先要按立爲牧師,最好是大學畢業。所以戴德生不在這些教會裡尋找人選。他要找聰明的和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不論男女,但最重要是其屬靈質素。因此,一些少受正式教育的人,還是有機會被選上的。戴德生認爲最重要的屬靈質素是───對 神的信實絕不疑惑,加上有能力地和甘願地去相信衪。

其他差會很少差遣女傳教士,而少數被差的婦女多半是在學校當教師的。從內地會創立始,大門即向適合的婦女開放,愈是年輕愈合適,因爲她們會很快學懂當地的語言。內地會的女傳道在中國婦女當中工作,扮演著不可缺的角色。

新加入的人都得接納戴德生和瑪莉亞爲領袖:因爲只有他們具備在華生活及傳教的經驗。相對而言,戴德生會提供他們基本的訓練,以及爲他們預備制服。

戴德生原定中國內地會有六樣特色:第一,它的傳教士並非來自一個宗派,而是從許多教會來的───只要他們簽署一份簡單的信仰宣言即可。事實上,當內地會不斷發展,它的傳教士還會來自各個不同的國家。

第二,內地會的傳教士並無固定的薪金,只信靠主的供應;所有收入大家分用,不能向外借貸。

第三,內地會不會進行募捐,也不設收捐站;捐獻者的名單亦不公佈。但捐獻者將收到一份注明日期和編號的收據,可與列出之奉獻數目參照比較,然後再對照每年印行之收支報告表。

第四,由於避免重蹈中國傳道會的複轍,戴德生決定國外的傳道工作不得由國內的委員會管理,應由在中國工場裡工作的人自行負責,將來也應由在中國的傳教士繼續領導。

第五,內地會的活動必須有系統,並切合實際。要福音傳遍中國,需要有詳盡的計劃,知道如何在一些重要之地建立據點,目的並非增加內地會的人數,而是儘快使福音傳遍整個中華。誰是收割的人,只是次要的問題而已。

第六,爲了對中國人民表示尊重,內地會的傳教士均穿著中國服裝,在中國式的房子內崇拜───而非像寧波一樣的西式教室。

到了1866年,戴德生的身體已經完全康復。春天時,他在英國西岸巡迴訪問,分別到過依薩他(Exeter)、托爾庇(Torbay)。普利茅茨(Plymouth)及幹沃爾(Cornwall)的柯靈頓(Callington)。他在托爾庇收到弟兄會一位虔誠而備受尊敬的牧者翟文(Robert Chapman)寄來的信,懇求他到班士得堡(Barnstaple)教會講道。他依約前往;翟文在六、七年後告訴他:「自從你到了中國,我每天都探望你。」意思是每天爲他禱告。

五月,戴德生又接受普傑上校(Colonel John Puget)的邀請,到巴納附近的托特烈治(Totteridge)講道。像往常一樣,他預先聲明會中不收捐獻。但普傑上校提出抗議,說從來沒有這樣的規定,不過他最後還是答應了戴德生。

在那次聚會中,戴德生掛起中國的大地圖,告訴會衆關於中國的地理。人口,以及屬靈的需要。普傑上校看到會衆深受感動,因此在戴德生講道後起來發言:「戴德生先生請求我們宣佈在聚會中不收捐獻,但是我覺得如果不給你們一個機會,爲中國的傳道工作盡一點力的話,你們必定耿耿於懷。我現在所作的提議,完全是我個人的意見,但我相信也代表了會衆中多人的心願。我希望戴先生不會反對我們在會中收捐吧。」

然而,戴德生立刻跳起來,說:「主席先生,我請求你還是遵守先前的諾言。雖然我聽過不少讚成收捐的理由,而你提出的理由尤其叫人無可推諉。但我不想會衆現在因爲受到情感的影響而進行收捐,乃是希望每一位會友在回家之後,心裡對中國有負擔。並求 神指示他們當作的事。「反省及禱告後,如果他們認爲需要捐獻金錢,那麽他們大可捐給任何差派傳道人往中國去的宣教團體,或者寄給我們內地會的倫敦辦事處。」

「但很多時, 神所要的並非金錢的奉獻,而是擺上自己爲主到海外工作,又或者把兒女獻上,爲主事奉。這種奉獻更勝於金與銀。我認爲收捐予人的印像是金錢最重要,但其實沒有一個金額可以叫一個人悔改歸主。我們需要的,就是受聖靈充滿的弟兄姊妹,獻身爲主工作。我們絕不會缺少金錢去支援他們。」

當天晚飯時,普傑上校對戴德生說:「我想你可能犯了錯誤。縱使有少數人把些微捐獻交給我,但我仍是認爲我們錯過了一個大好機會。」

第二天早餐時,郵差送來一封信,是給戴德生的。它帶來了一個好消息:一艘叫「蘭茂爾號」的船正在倫敦下航,將於5月20日啓航赴華。整個船艙已經包下來,載送內地會的傳教士到中國去,請戴德生立即到船上視察,看看是否合用。

普傑上校這時才從樓上下來,看來昨晚沒睡得好。他說:「我整晚沒有好睡。」早餐之後,他請戴德生到書房中,說:「這裡是昨晚收到的奉獻,用來支援你的工作。我昨晚以爲你不收捐是錯誤的,現在才知道你說得對。昨晚我想起那些中國人一隊隊的走向黑暗,禁不住流起淚來。我問主說:你要我做些什麽?我想我已經得著衪的引導,這是我的奉獻。」說著,普傑上校便遞給戴德生一張五百鎊的支票。他說:「如果昨晚收捐,我大概只會拿出幾榜而已!」

當時的五百鎊,價值高於現在的一萬鎊,是個相當大的數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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