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得資格
戴德生邀請了一位中國信徒跟他一起回國,這個人的名字是王立群。他會幫助戴德生把聖詩和書籍翻譯成寧波話,也幫忙修改寧波語版本的新約聖經,以及教導準傳教士學習中文。當然戴德生盼望留英的經驗對王立群會有助益。

他們訂購了「銀禧號」的船票。「銀禧號」是一條新的三桅杆帆船,船長名叫鍾斯(Jones)。他給戴德生的第一個印像是個脾氣暴躁的人,看來航程中可能會遇到許多不愉快的事。

在還未啓程之前,戴德生收到英國的妹妹露薏莎的信,帶來一個大好消息:她已經悔改歸主。戴家的人相當獨立自主,雖然家裡向她施壓力,但她等到二十年後的今日才作出決定,相信她會持守所信的。

「效忠於主,」戴德生立刻回信道:「我親愛的妹妹(現在也是親愛的主內姊妹),憑著心裡真正的相信,你一定會得到滿足的喜樂。」

1860年7月18日,他們的船從上海來到長江口下泊,預備明早起航。戴德生來華已有六年,瑪莉亞則有七年半。他二十八歲,而她則二十三歲。兩人向中國揮手道別,在19日的黎明,船就啓航,揚帆直出中國海。

戴德生對鍾斯船長的第一個印像不大好,以後更證明他的看法不錯。鍾斯船長不但脾氣暴躁,而且不可理喻。戴德生的小女兒恩惠才滿周歲,由於出牙的關係,整天在啼哭。

「我不准許你們的嬰兒這樣哭。」船長說。世界上恐怕很少看見這樣無理的要求!

戴德生的反應如何,並沒有特別記載。但在7月22日,他卻鼓起勇氣請求船長讓他在船上舉行崇拜聚會。船長的回復令他感到很高興:他竟然答應了,可能是希望唱詩的聲音蓋過小恩惠的哭聲吧!總之,此後每個禮拜日戴德生都在船上講道。

航程並非風平浪靜。船上許多搭客,包括戴德生在內,都患上了痢疾,瑪莉亞又染上腸胃炎,他們艙房的床鋪更滿是跳螽。戴德生因爲拒絕在禮拜日替船長做翻譯和幫助他跟商人討價,使船長極之不滿。

幸好旅程不長,只花了四個月零三天,比一般舊船需六個月要快得多了。11月20日他們清晨醒來,船已經抵達貴利夫遜(Gravesend)。

當他們仍在行程中,中國傳道會經過十年的不善經營,並缺乏對遠東國家的知識,終於宣告解散。

上岸之後,一行四人乘火車到倫敦。王立群從未見過火車,更談不上乘車旅行了,所以感到極爲新奇有趣。戴德生還是穿著中國服裝,瑪莉亞則打扮得非常漂亮,但衣服的款式就顯得不合潮流,十六個月大的小恩惠穿著白色內褲,腿兒長至腳跟。

他們來到倫敦庇士威特區(Bayswarer)偉士本叢林街(Wesrbourne Grove)63號,那是戴德生妹妹戴賀美和妹夫海恩波的住宅,他們在數月前才結婚。令他驚喜的是,小妹妹露薏莎也在那裡。姊妹兩人正議論著瑪莉亞「過時」的服裝。露薏莎於是幫瑪莉亞換過一件合時的黑色絲裙,配上襯色的外套,也勸戴德生改變裝扮,重新穿上英國服裝。他們在庇士威特住了五個月,在偉士本叢林街的浸信會聚會,跟該會的牧師勞易土(W. G. Lewis)結成好友。

勞易士對戴德生說:「你應該讓人稱呼你爲『牧師』。」

以前也有許多人作此建議,但戴德生都不以爲然,此次他卻同意了。

12月8日,戴德生全家和王立群向妹妹及妹夫道別,回到闊別多年的班士尼老家。那一年,每個人都度過一個愉快的耶誕節,戴賀美和海恩波從倫敦回來,戴德生親愛的姨母哈拿及姨丈理察也從荷爾回來。大家一同歡聚,戴德生覺得他的精神和體力都恢復過來。

可是,他在新年時到倫敦醫院,從前的一位老師吉拉克醫生(Dr. Andrew Clarke)處檢查,結果是不如人意。醫生說:「幾年之內,你不要再出國遠行,連想也不要想,否則你性命難保。你的肝臟、消化系統和神經系統都嚴重受損了!」

戴德生還是在忙碌,不讓壞消息使他意志消沈。他有許多翻譯工作,以及推動中國佈道的計劃要去肩擔,就算不能再返中國,也夠他忙一輩子了。他把一本寧波話的聖詩付樣,其他書籍也準備出版。他又在各種雜誌撰寫一些有關中國的文章。在他勸說下,英國聖經公會答應重印羅馬拼音的寧波話新約聖經,由他自己負責編輯和修正,高富則協助他。

他還作出一個重要的決定,就是把家搬到倫敦醫院附近,繼續其未完成的醫學課程。由於沒有拿到學位,使地碰上不少困難。他被推薦到皇家外科學院(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就讀,大概需時一年至三年便可取得文憑。

4月3日,瑪莉亞生了一個兒子,取名戴赫拔(Herbert Hudson Taylor)。4月9日,戴氏一家和王立群從庇士威特區搬到保蒙街(Beaumont Street)一號,那兒鄰近倫敦醫院,步行只需數分鐘便可到達。戴德生現在把時間平均分配,一半用在醫學課程上,另一半則用來修改寧波話的聖經。

還在中國的時候,戴德生曾經寫信給父母,請他們代禱,尋找五位年輕的傳教士前來寧波工作。他父親告訴他諾福克(Norfolk)有一位很好的年輕基督徒,名叫宓道生(James Meadows)。十月,戴德生請宓道生來倫敦保蒙街的家中小往,看看這位青年對傳道的心志和能力,以及有否學習中文的悟性。他們一起禱告,尋求 神在宓道生及其未婚妻瑪花(Maria)身上的旨意。經過數禮拜,戴德生極其滿意。宓道生將是五位傳教士的先鋒,要儘早赴華。在這之前,宓道生先回家過聖誕,並與瑪花共諧連理。

元旦前夕,戴德生聽到一艘頭等快船「挑戰號」正準備遠赴中國,他便立刻和船長取得連絡,安排宓道生夫婦的航程。布迦先生送來一百鎊,作爲這對年輕夫婦的旅費。1862年1月8日清晨,宓道生和瑪花便沿泰晤士河緩緩出海,向著中國進發。四天以前,另一艘船也載著巴格爾醫生(Dr. William Parker)夫婦,從格拉斯高(Glasgow)朝著同一目的地出發。

1862年7月,戴德生順利通過了考試,正式成爲合格的外科醫生,是英國皇家外科學院會員(MRCS, England)。現在他可以集中投入修訂聖經的工作,此外還有一個好消息:宓道生夫婦和巴格爾醫生夫婦都平安抵達中國。

是年夏天,戴德生一家在富有的布迦先生府上作客一禮拜。布迦是一家麵粉廠的東主,住在東格蘭士特(East Grinstead)的聖山(Saint Hill)上。房子華麗,綠草如茵,座落在一湖碧水與塞薩斯(Sussex)起伏的山巒中。布迦先生精明的生意頭腦,配合戴德生高貴的屬靈品質,真是天生一對───但這不是說他們沒有其他長處。

1861年,戴德生參加了在巴納(Barnet)基督教會舉行的一連串聚會,主任牧師賓法特(William Pennefather),是位著名的佈道家,著有「耶穌帶著復活的能力與我們同在」(Jesus Stand among Us in Thy Risen Power)一詩,人稱他爲「英國教會的穆勒,一個與 神同行的人」。來聽賓牧師講道的,還有著名的聖詩作家般納(Horatius Bonar)、前中國傳道會秘書長皮爾士,以及諾定咸(Tottenham)弟兄會的會友,其中包括戴德生的老朋友史蒂絲小姐。1862年7月,戴德生和瑪莉亞再次參加基督教會舉辦的聚會。這是稱爲邁德美大會(Mildmay Conference)的前身。1864年戴德生也參加了第一次的邁德美大會。

邁德美大會繼續發展成爲「凱錫克培靈會」(Keswick Convention),以「在耶穌基督裡合一」爲口號。戴德生非常欣賞這種超越宗派的開明態度。在這段期間,他高興地接受邀請,到不同教會裡講道,包括聖公會、浸信會、循道會、長老會、弟兄會及其他的教會。他也以同樣的態度跟許多不同的宣教團體一同工作。

1862年秋天,他又成功地考取皇家外科學院的助産資格證書,成爲皇家醫學院産科會員。所以,當瑪莉亞在11月23日誕下第二個男嬰存義(Frederick)時,她便有一位合格的産科醫生隨侍在側了。

不幸的消息從遠在重洋之外的中國接踵而來。一向頗爲成功的醫生傳教士巴格爾由於過橋墮馬,跌下河中受傷致死;數月後宓道生的年輕太太又因霍亂而喪生,宓道生寫信給瑪花的母親說:「早死早得冠冕,您的孩子已經在天國裡了!」接著是祝恩賜因爲健康欠佳,被迫和家人乘船回國,在途中亦不治逝世,葬在聖海倫那島(St. Helena)。這一連串的消息,使戴德生盼望及早重回中國,支援當地的同工。

1863年夏天,戴德生一家和王立群在布里斯托的穆勒家中作客,度過難忘的一周。穆勒現在是三間大型孤兒院的總裁,也是本地極其興旺的伯賽大教堂(Bethesda Chapel)牧師。戴德生被邀在教會中講道,也到孤兒院中向兒童訓勉。

1864年5月,瑪莉亞和王立群到新建的大都會基督會堂(Metropolitan Tabernacle),去聽當時倫敦最受歡迎的司布真牧師(Charles H. Spurgeon)講道。他們一見如故,司布真牧師也請戴德生領會。他們互相仰慕,成爲莫逆之交。戴德生在倫敦的中國內地會辦公室中,牆上多年來都掛著司牧師的畫像。

王立群準備回中國,因他實在離開妻兒太久了!爲了感謝他協助翻譯及修訂寧波話聖經,戴德生希望王立群在英國的最後數周能過得愉快,便帶他參觀蓋氏醫院博物館、皇家地理學會、國會大樓,以及西敏寺的崇拜。王立群在不同的聚會上發言和道別,然後大家送他到貴利夫遜上船。在同一艘船上,還有兩名傳教士和他門的家人。他們是侵信會的金敦(Edwin 
Kingdon)和循道會的富勒(WR. Fuller)’兩人都曾受過戴德生的訓練,到中國傳道。

六月,戴氏一家在約克郡度過一個愉快的假期。他們或悠閒地垂釣、或是在沙灘上戲耍。6月24日,他們第三個兒子森姆(Samuel)出生了。

這時,英國將領戈登將軍(Charles George Gordon)率領著「常勝軍」,幫助清朝政府剿滅太平軍。在1864年夏天,清兵終於攻克了南京,結束了十六年太平天國的統冶。許多基督徒原本對太平軍運動充滿希望,現在已經變爲互相仇殺的政治鬥爭,且給基督教帶來誤解和醜譽。約有二千萬人因戰爭、饑荒。疾病而喪生。

在寧波工作的宓道生,逐漸建立了很好的名聲,包森夫人[當時已嫁給美國浸信會牧師羅爾梯(E. C. Lord)寫信給瑪莉亞說:「年輕的宓道生愈來愈聰明了,他已經可以在翻譯及佈道計劃上作出改善的建議,連工場上的資深教士也自愧不如。……他給羅爾梯提供了許多資料,對中國的風俗和習慣言之甚詳。羅爾梯在旁傾聽,就如小孩子一樣,……我相信他是一個絕佳的傳教士,配受大家的稱讚。」

保蒙街一號的房子細小,現在已經不大夠用。於是戴德生一家便搬到柯本街(Coborn Street)三十號,離開原來的住址東面不到一里。這裡是住宅區,房子甚大。此時戴德生一家本來還不需要一所偌大的房子,但高富願意替他們負擔其餘的租金,所以他們便在1864年10月6日搬進去。在這時候,戴德生正在作出一個決定,一個使他名留後世的重要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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