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我的珍寶
爲了對歐德絲女士表示敬意,戴德生和瑪莉打算第一個通知她有關他倆訂婚的消息。在一個禮拜一的傍晚,戴德生拜訪歐女士,告知她發生的事情。歐女士沈默不語,戴德生心想她可能已對她自己的影響力失去信心。

但第二天,瑪莉亞卻收到歐女士的一張便條,上面寫著:「作爲你的監護人,我吩咐你立刻前來見我,不得遲延。」

瑪莉亞也回字說:

「我不能視你爲我的監護人,但作爲一個尊重你的朋友,我樂意隨時上門拜候。」

之後,瑪莉亞又接到歐女士另一張字條,指出瑪莉亞是「沈迷了」,而且她很高興地引用陸賜牧師的意見,認爲戴德生「應受處罰」,陸賜又說如果是他主領聖餐,他不會容許戴德生一同領受。

然而,終於也有好的消息!

瑪莉亞接到等待已久的信,是姨母譚恩夫人寫來的。當她打開一看,不禁雀躍萬分,趕忙寫信通知戴德生:

我親愛的:

我接到姨母的信,說他們兩人都沒有聽到任何應該反對我倆來往的理由。見字請即前來。

你所愛的瑪莉亞

在倫敦的譚恩夫婦,得到皮爾士(George Pearse)一再保證戴德生是個有爲的青年。皮爾士是譚家的老朋友,他對戴德生請辭離開中國傳道會,並沒有懷恨在心;而且他認爲歐德絲女士之所以反對瑪莉亞與戴德生的婚事,原因是不願意她離開她的學校。皮爾士也分別去見戴德生和瑪莉亞,向他們問好及祝賀。

譚恩夫婦對瑪莉亞說:「我們完全讚同你的選擇。」又在另外一封寫給戴德生的信中說:「我們完全同意你的提親。」

現在,戴德生和瑪莉亞正式宣佈訂婚了。他們每天都在一起,但歐德絲女士出奇的沈默。譚恩夫婦唯一的意見是瑪莉亞應該等到成年才可結婚。那就是說1858年1月16日,即是再過一個月罷了!

那年的耶誕節,是戴德生平生最愉快的一個聖誕。他倆參加了不少聚會。其中一個是在美國長老會的倪維思(John Nevius)家裡舉行的,邀請寧波的年輕西教士參加。戴德生和瑪莉亞一起赴會,會中還遇上夏羅拔先生(後來是夏羅拔爵士(Sir Robert Hart),他曾經追求瑪莉亞。

他們圍著桌子玩遊戲,大家把手放在桌底。瑪莉亞心裡想著風度翩翩的未婚夫婿,忍不住在桌底下用力緊握他的手,表示自己的心意。但她不知所握的手,卻是倪維思的。倪維思有點意外,但隨即猜想是有人弄錯了,他握著那只手,開玩笑地用力回敬一下。瑪莉亞這時才知道自己弄錯了,想立即縮手,卻被倪維思緊緊握在。她滿面通紅,眼眶含淚,羞得不敢擡頭。倪維思怕玩笑開得過分,立即鬆手放人。

從英國寄來一封信,是寫給戴德生的。

發信地點是布裡斯托(Bristol),日期是1857年12月9日。內文如下:

親愛的弟兄:

我很高興可以奉上四十鎊,那完全是主垂聽禱告,爲你預備的,希望使你更得激勵,知道主時刻聽我們的祈求。你若有需要,切要求告衪。

我聽到你專心一意地仰賴主供應你生活所需,很感快慰。我自己在過去二十七年多,也證驗了他的信實,每次我把我的需要交托衪,衪都供應……我真想多寫,不過還有千萬信件和其他工作需要處理,謹此擱筆。

主內愛你的弟兄

穆勒

穆勒雖然忙碌,但還是時常給戴德生寫信,並在信內附有一些金錢。每次都使戴德生得著很大的鼓舞。

戴德生和瑪莉亞開始籌備婚禮。瑪莉亞希望他穿上英國式的禮服,所以戴德生開始把前額的頭髮留長,同時打算剪掉辮子。但瑪莉亞隨後又改變主意,因爲戴德生前額的頭髮來不及留長,而且她已經不習慣看見他穿上英國服裝。他們請高富牧師主持婚禮。

在戴德生給母親的信中,他如此描述他的准新娘:「我真希望您認識我可愛的瑪莉亞。她是我的珍寶,是我渴望的一切……願 神賜下衪豐富的福分,並使我們不致以彼此爲偶像。」

1858年1月20日清晨,陽光普照,一個大喜日子來臨了。

剛滿二十一歲的瑪莉亞,身穿灰色絲裙,頭上披著婚紗,極美麗動人;戴德生穿著一件中國式的長袍,背上掛著長長的辮子。高富牧師主持婚禮,會衆齊唱「遠離偶像」。可借歐德絲女士和陸陽夫婦都沒有出席。連「媒人」祝恩賜夫人也不能參加婚禮,因爲她剛接到母親逝世的消息。

之後,他倆還在英國領事館舉行結婚儀式。美國領事借出私人的轎子───那是寧波市內最寬敞、最漂亮的轎子───供他們乘坐。共有二十四位朋友參加婚禮,包括英艦上的一些官員。結婚證書由副領事麥道時(Thomas Meadows)簽署,他的助理夏羅拔則負責把證書交予新人。夏羅拔因而獲得新娘子的一個香吻───可算是給他的一點安慰吧!

隨後他們回去參加郭達門的妹妹爲他倆預備的茶會。婚禮過後,戴德生要把結婚的手續費付子英國領事館,但麥道時堅決不收,說:「你時常替我翻譯,也是分文不收啊!」

他們在寧波郊外一所寺院度過三禮拜的蜜月,遠離鬧市的繁囂和夏天的酷熱。他們帶著廚子、僕人和挑行李的苦力,先從運河乘船出發,然後坐轎進入山中。但這只能算是一邊工作,一邊度蜜月,因爲祝恩賜患病,他們每個周末還得回到寧波主領聚會。

在深山寺院中,戴德生這樣寫道:「我們真快樂!……衪答允了我們所有的祈求,排除一切障礙和反對,堅固我們對衪的信心。」

「啊,得與你深愛的人共諧連理,真是好得無比,這份福氣非筆墨所能形容,也非想像力所能意會!這裡沒有失望。每一天對你的愛人多一點認識,就令你多一分驕傲,多一點快樂,也多一點向賜福者謙卑和感謝。她是主賜給我的珍寶,是世界上最好的禮物。」

在離寧波九里外東湖邊的一個村落中,戴德生和瑪莉亞租了一間房子。蜜月結束前,他們邀請朋友來作「家庭會議」,商量平時在此進行佈道,周末則回寧波工作。

但不如意事不久便臨到。瑪莉亞感染了腸熱病(傷寒)。戴德生把她帶回寧波,和祝恩賜夫人一起悉心照料她,但數周後仍全無起色。到了她稍爲好轉時,戴德生卻病倒了。直到四月,兩人才逐漸痊愈,在包森夫人家中調養,享受家居的寧靜和她花園中的玫瑰。在同月寫給母親的信中,戴德生除了報告他身體康復的消息外,也給母親帶來另一喜訊:她快要升祖母了!他當然請求母親爲他們代禱,他說:「我不知如何告訴您,我多麽愛我的妻子!我對她極其滿意……她的完美超過我所想所求……。」

他們把橋頭街的學校和教堂(就是戴德生婚前住的地方)大事裝修,把頂樓擴建,加建了幾個房間,並添置一些中國式的家具。祝恩賜夫人開玩笑地說戴德生已作好準備,招待來訪的客人。

戴德生的藥房又再開業,他也恢復醫治那些「癮君子」。他發現病人信主後可靠著信仰戒鴉片煙,效果遠比藥物治療好得多。瑪莉亞也辦了一所女校,共有九至十名女童,由她以前一位學生幫助打理。雖然捐款數目不大,卻足夠開支。瑪莉亞自己的薪金勉強夠她個人衣食開銷。

在橋頭街聽戴德生講道的人當中,有一個人名叫倪永發,他是寧波的棉花商人,也是一派改革佛教的領袖,他那一派佛教徒只追求真理,不拜偶像。在聽完戴德生講道後,他站出來對會衆說:「我父親和我多年來不斷追尋真理,並四處遊歷,仍無法獲致。在儒家、佛教和道教之中,我未能找到安息,但今晚我卻找到了!從此以後,我要相信耶穌。」

倪永發把戴德生帶到他的佛教徒當中,向他們解釋自己的轉變。他說話清楚有力,使戴德生印像難忘。另有一位佛教徒也悔改歸主,和倪永發同時接受洗禮。

倪永發問:「英國人認識福音多久?」

「大概幾百年吧!」戴德生緬碘地回答。

「甚麽?」倪永發大聲歎道:「爲何你直到現在才把它告訴我們。先父尋求真理二十多年,可惜志未籌而身先;爲何君不早來?」

這是很難回答的問題。

1858年6月,英法聯軍與中國的戰爭宣告結束。英、俄、美、法與中國簽訂天津條約,增加十個條約口岸,開放長江內河的通航權,容許各國公使駐於北京,外國人可以在條約口岸之外旅行和貿易,基督教也得到政府的明文保護,不論外國傳教士或是華人信徒,其宗教信仰皆在條約保護之列。當然,執行時的寬嚴程度,則全憑當事的官員了。

基督教團體的熱烈反應,可以中國傳道會爲代表《海外佈道雜誌》報導說:「感謝 神!誠心的感謝衪!全中國都開放了!半個世紀的禱告已應驗!……中國的佈道工作進入一個新紀元。新的疆土、新的省分,地大人衆,有些省的人口比歐洲國家還要多……」

現在,歐德絲女士和陸賜牧師夫婦的態度已經比較友善;寶麗娜在上海也常來信,再無怨言。從英國寄來的手風琴雖然在途中弄濕,並損壞了,但戴德生終於把它修理妥當,夫婦二人閑時互相彈琴唱和。

不過,不幸的事在是年秋天接踵而來。八月底,他們收到上海包爾騰的短束,傳來寶麗娜死亡的噩耗。她是患霍亂死的,才二十三歲。三十二歲的包爾騰,已經歷過一次喪妻之痛,現在又再遭受打擊。他以後還是回到佈道的崗位,與艾志信一同工作,但今年後提起他深愛的寶麗娜,還是滿眶淚水。

此外,瑪莉亞的胎兒在十月日早産了,懷胎只有七個月,生後不久就夭折了。瑪莉亞寫信給戴德生的母親說:「我們一次又一次地把肚子裡的胎兒奉獻給 神,我想衪一定接納我們的心意。」

十二月下旬,寧波的外國基督徒及中國基督徒均慶祝另一個嬰孩的生辰,他是在一千八百多年前誕生的。在1858年,戴德生的教會增加了五位中國信徒。慶祝聖誕那天,有許多節目和遊戲,也有唱詩,並由戴德生、祝恩賜兩人短講,充滿一片歡愉。加上有一位中國信徒奉獻成爲傳道人,使這一季的聯禱會分外與別不同。

那裡有死亡,那裡也有生命!

戴德生還是用很多時間幫助那些「癮君子」,在他治理下,不少人能夠成功地戒除此惡習,他的聲名也日漸響亮。

一個禮拜日的晚上,有人把一個吞鴉片煙的病人帶到戴德生面前,這人企圖尋死,所以吞食了過量的鴉片。雖然經過一天的講道及其他忙碌的工作,戴德生還是盡力替病人診治。他嘗試令那病人嘔吐,但他三番四次地掙脫衆人的束縛,到處亂跑,卻每次都被捉回來。這樣一直擾攘到淩晨二時,戴德生才能睡覺。第二天早上,戴德生記述說:「他今晨前來多謝我救回他的性命。」

1859年7月31日,禮拜日的清晨。寒暑表上的溫度是一百零四度。

早晨的主日崇拜只有祝恩賜一人負責。戴德生和瑪莉亞在樓上的一個房間裡,還有權充醫生及「接生」的祝恩賜太太。瑪莉亞順利産下一個女嬰,取名戴恩惠(Grace Dyer Taylor)。戴德生寫信報告榮升祖父母的雙親說:「我一直希望得到一個小瑪莉亞!」

接下來的一個禮拜,或許是因爲酷熱,使人的性子變得暴躁,寧波城中又煽起一股仇外的情緒,巴格爾勸瑪莉亞暫時離開城市,到城外河畔的醫院住,以策安全。瑪莉亞到了醫院後,寄信給戴德生,上面寫道:

我最親愛的良人:

巴格爾醫生及夫人已經親切地收容你飄泊的妻子……我在途中所見的群衆並不怎麽激動,不過鹽門卻關了。在我來到城門之前,我遇到祝恩賜先生。他轉頭看我時,閘門已開了,讓我通過,沒受到任何攔阻……不知什麽時候再能夠吻你,感覺你有力的臂膀環抱著我?我親愛的德生、親愛的丈夫,願 神賜福你,保守你不受任何的傷害……

八月時,巴格爾夫人患上霍亂,戴德生便負起管理醫院及診所之責。三十六小時之後,巴格爾夫人去世,留下巴格爾醫生及五個孩子。對巴格爾來說,這是極大的打擊。

自從1807年馬禮遜(Morrison)來華始,已有二百多位傳教士步其後塵。其中四十人喪失了性命,五十一人的妻子去世。然而,祝恩賜卻如此說:「如果讓我們重新選擇,我們還是選上這個地方做同樣的工作!」他的態度可說是傳教土的表表者。

目前,巴格爾別無選擇,他決定帶著五個孩於回到蘇格蘭的故鄉去。很多人心想:這豈不意味著不能再靠他一流的醫術賺錢,支援醫院的工作,醫院甚至可能因此結束。

戴德生可不同意。他說:「一座剛走上軌道的醫院怎能空置不用。如果 神容許它繼續開辦,衪定會有足夠的供應。」

九月中旬,戴德生正式接替了巴格爾的工作。他和瑪莉亞搬進醫院隔鄰巴格爾的房子裡。「爲了應付這項工作的龐大開支,」他說:「我必須仰望主。以後數禮拜,到來醫院求診的病人減少了,直至戴德生建立自己的聲譽後,他們才逐漸回來。然而這些新的責任和繁重的工作,也帶來沈重的壓力,令到他的健康受損。瑪莉亞說戴德生這時的臉孔「又瘦又長」。

終有一天,戴德生的老朋友兼廚子來對他說:「我們只有最後一袋米了。」

戴德生回答說:「那麽主的供應也必然近了。」

說得對。就在此時,他收到布迦(William Berger)先生的一封信。「我承受了父親的遺産,」信上寫著:「但我不會改變我的生活。信中附上五十鎊,請隨意使用。倘有需要,也請來信告知……」

戴德生和瑪莉亞把他們的中國助手召集一起,把信譯成中文讀給他們聽。

〔哈利路亞!〕連平日不太表露感情的中國人都同聲喊出讚美主的話,然後跑到各個病房,把這好消息告訴所有病人。

到了1860年3月,橋頭街的教會已經有二十一名會友。除了那位棉花商人倪永發外,還有一位姓丘的教師和他的母親,一位姓馮的織籃工人,一位姓王的農夫和另一位姓王的畫師。戴德生按著衛斯理.約翰的模式,委任兩位中國信徒負責查經班,讓他們從責任中得著經驗。來醫院就診的人也逐漸增加,戴德生說:「我的工作超過了我的時間與能力所能承擔。」

他寫信給母親道:「……我應該告訴您,我最近的健康情況不佳,愈來愈感到力不從心。所謂『能醫不自醫』,……我對自己的診斷結果應有幾分的保留。不過,我想……我可能感染了肺病……瘧疾又或多或少損及我的肝和脾……或許我可能會被遣回家休養一些時日。」

到了四月,他的病情使他不得不懷疑自己能否活過這個夏季。另一方面,他寫信給父親說:「回英國一趟,或許能使我的身體康復,又或者可以激勵其他人來華,負起我無法繼續的工作。……」

另外一位醫生的意見也是一樣:戴德生早該離開中國了。因此,他們在六月終於決定返回英國。據戴德生和瑪莉亞所知,此去可能永不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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