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藩籬
阿摩尼亞意外事件發生後五天,戴德生又重新投入工作。可是他和巴格爾一家這時卻接到倫敦會的通知書,請他們早日遷出,因爲倫敦會的一個新傳教土及其家人快將抵達。

巴格爾已經準備南下寧波,他也請戴德生同行至少一段路。戴德生亦想趁機試試他的中國式裝扮:他留了一個月的頭髮,已經可以結辮子,同時定造的中國衣服也已送來。他想知道中國人及歐洲人對他這樣的大膽行爲會有何反應。

首先,他去租船。當他聽到上海縣城南門附近有一所中國式的四房大宅出租,便先付了六個月的租金,並獲准在十天之內遷進去。

那天晚上,他召來一個中國理髮師,而且雇用他隨船南下,每天好替他梳理那條不容易結的新辮子。

第一次剃頭是件痛苦的事,尤其是在大熱天皮膚都出了痱子。再加上五、六個小時的染髮,更加難受;最後由理髮師把後面的長髮結成辮子,這個痛苦的大工程才算完成了。

翌日,戴德生換上新裝。首先穿上厚底的粗棉布襪,毫無彈性。然後穿著那寬闊的褲子,大概比他的腰要寬兩尺多,但他把它折起,用堅韌的腰帶束在腰前;褲腿兒寬大,像兩個漲起來的大圓筒。他把褲角兒放進襪口內,然後用有色的襪帶紮好。之後,他穿上一件棉紗的衫,在外再加上一件相當重而鮮豔的絲袍,袖子寬而長,手指外還有十二至十五時的布,戴德生好不容易才習慣把袖子折起來,好運用雙手。最後他穿上棉布鞋子,鞋尖上蹺,但總算夠大。

巴格爾上下打量著他,最後眼睛停在褲子上,微笑著說:「你可以把兩個禮拜的乾糧貯藏在褲腿兒內。」

兩人一齊來到碼頭。巴格爾像往常一樣地自信,戴德生則好像有點不自然,極力嘗試習慣這一身的打扮。舟子、理髮師和僕人都已經在船上等候,巴格爾一家的行李也已搬到船上。一個信差遞給巴格爾一張字條,上面寫著:「今代合信牧師(J Hobson)送給開辦寧波醫院使用。這筆款本是爲了開辦上海醫院用的。───你們的一位朋友」其實,這位朋友就是合信本人,他是上海英行教會的牧師,他的贈款有一百大元。

他們啓航,向南進發。經過四天,才抵達杭州灣,在沿岸的城鎮停了一會,派發聖經和福音單張;巴格爾則在船上診治病人。

到了甘浦(音譯),戴德生要在此和巴格爾一家告別。巴格爾想租另一艘船南下,船夫要先收租錢,大家爭持不下。戴德生怕船夫會欺騙巴格爾,故此大力爭論。

「我怎知道你們過海之後會否付錢給我?」船夫說。

巴格爾的僕人答:「我們三人都是耶穌的門徒,所以我們絕不欺騙和說謊。那位醫生說過就必定做到。」

巴格爾和戴德生不禁大樂,這是他們第一次看到這個僕人對耶穌的信心。價錢講定後,巴格爾便乘船而去。

現在剩下戴德生孤身一人了。他還是穿著中國裝束,乘船返回上海。沿途他的船會經過幾個市鎮,戴德生到了第一個鎮時,便下船往城裡一逛。沒有人注意到他,直至他開始派發書冊和替人診病,人們才知道有一個洋人在他們中間。他們問他從何處來,消息很快傳開了。開始時有些人對他很不禮貌,但他的醫術很快改變了他們的態度。由於他的裝束,連婦孺也樂意前來接受他的診治。所以,他覺得如果要到內地傳教,穿上中國服裝絕對會有幫助。

回到上海後,他寫了一封信給母親,信上說到他內心的一點感想:「我一定要等候 神,相信衪,那便凡事順利。我想我比以前更加愛衪,並希望按衪旨意更多的服事衪。雖然我是那麽不配,但最近我的靈性有多次更新而奇妙的經歷。」又在寫給妹妹戴賀美的信上說:「 神的愛真是奇妙難測……巴格爾醫生已經到了寧波,但我卻不孤單。我確實感覺到 神的同在,是我以前未曾經歷過的。這種祈禱和儆醒真是蒙福,也是必須的。」

當然,他的腦海中還有別的想法。郵差帶來史伊莉及她父親從英國寄來的信。史伊莉給戴德生的信已經不存,但據戴德生自己說:「一切令人滿意。」然而她的父親,就像韋瑪莉的父親一樣,首先支支吾吾的講了一大段廢話,戴德生記述說:「然後他說,如果我在英國或附近工作,他就不會反對我和他的女兒來往。」可憐的戴德生!他只能把濃濃的感情向妹妹戴賀美傾訴:「你是我最親愛的妹妹!……實在沒有言語可以描寫這份濃厚的深情……」

他在南門租的新房子已經裝修好了。樓上兩個房間,樓下也有兩個房間,天井外是廚房。地板是硬泥和碎磚,有點兒潮濕;牆則用木板打成,有不少裂縫,風吹進來時會嗖嗖地響;天花板是薄薄的瓦片,毫無裝潢。但房子還好。以中國傳道會給他這樣的薪金來說,他最多也只能負擔這樣的房子吧了!

現在他每天都穿上中國服裝,而且留了一條長長的辮子。上海的洋人對他的反應,可以在伍喀克(George Woodcock)所著《遠東的英國人》(The British in the Far East)一書中看出端倪,書上說:「有些人相信人人在 神面前是平等的,他們跟著字面的意思,便産生一些大英社會所不能接受的生活行爲。大班及其它人都相信:白人的尊嚴跟他們的服飾和習慣是不可分割的。故此戴德生的舉動令人十分震驚,他竟然變成本地人,丟了英國人的臉,打破了白人的團結精神,把他稱爲『賣國賊』也絕不爲過。」

戴德生認爲改換服飾是尊重華人和本地文化。雖然歷代以來也有不少前例,但一般洋人還是覺得此舉有點過分。

可是,戴德生也得著一點報償。英國的布迦先生寄來一封信,內中附了兩份禮物:其中一樣是十鎊的銀票,用來資助戴德生所收養的那位學童,而且答應每隔六個月定期寄來相同的款項;另外是四十鎊,任戴德生隨意使用。布迦先生時常地把錢彙給戴德生,這種習慣表明他及其他的人似乎對中國傳道會已經失去信心。

每天,戴德生都抽一段時間來教導三位慕道友。他們是貴華、小徐和阿錢。他也在屋內講道,有時到上海的街上佈道,小徐偶爾亦幫忙他傳講資訊,而貴華和阿錢則請人受洗人教。然而,戴德生只是把上海看作立腳的基地,若有可能的話,他總想快點到內地植根。

十月,戴德生帶著貴華和阿錢到長江口的崇明島去傳教。他們在那裡租了店鋪樓上的兩層樓,來開始工作,裡面共有六個房間。他們先租一個月,房子看來很理想,可作宣教及診所之用。戴德生給母親的信上說:「我真希望您來此看看,我在這些人中有多舒服!」

當他們回到上海購買物品及增補藥物時,他們接到有好有壞的消息。好消息是布迦先生又再寄來五十鎊,壞消息是崇明縣衙門送來一份公文,控告戴德生及同人在島上租用民宅。後來,英國領事阿禮國還因爲這件事召見他們,想查明此事。

阿禮國說:「恐怕我要下令禁止你在崇明島上居住。如果你不聽從,則需罰款五百鎊。」

戴德生知道如果他不放棄租用的地方,一定會爲他的中國友人帶來更多的麻煩,所以他只有依著領事的話去做,但是他覺得阿禮國的處事並不公平,因爲法國的傳教士已經在島上建有一所天主教堂。依照南京條約及後來所附加的「最惠國待遇」條款,他也應該享有法國人一樣的待遇。

六個禮拜後,他不得已只得離開崇明島,鄰居都依依不捨,並說:「請再來,再來呀!愈早回來愈好,我們真捨不得這樣一位好醫生和天上的資訊!」

戴德生回憶道:「我真捨不得離開他們。我一直希望在那裡建立良好的工作。種籽都已撒出了,書籍也已送到人們的手裡。現在只有求主作工,願衪看顧他們!」

不如意事常發生。戴德生從崇明島回來,就接到史伊莉的信。她說她擔心自己不是真的愛他。戴德生回了一封長信,嘗試去證明她的憂慮是多餘的。他內心交戰,與自己分辯說:「如果她不愛我,她就不會擔心自己是不是真的愛我了。」

後來,戴德生又收到托頓咸的老朋友史蒂絲女士的信。她聽到戴德生被上海英國領事逐出崇明島的消息,很爲戴德生抱不平。她認爲他應該學像使徒一樣,不怕威脅,拼命堅持。但史蒂絲很支援戴德生的做法,她說:「聖經告訴我們,如果在這個城中有人逼迫你們,就逃到另一城去。所以你做得很對。」布魯街教會的這位老臣子也給戴德生帶來一些令他極爲安慰和鼓勵的話:「親愛的弟兄, 神叫你在諾定咸教會做一個特別的位置,使我們不會忘記爲你禱告。我們在代禱中最常提起你……在主裡與我們共用榮耀的弟兄……在衪有極豐富的應許,可以勝過一切!」句句都是戴德生需要的說話!

在倫敦方面,中國傳道會也代戴德生向政府提出交涉。在《海外佈道雜誌》中有一篇文章,力責英國領事「違反法律,因爲戴德生住在崇明,並不屬於英國領事所管;如果戴氏自己願意冒險,領事實在無權干涉……根據條約每個英國人應該有權像法國天主教士一樣。此事非同小可,英國政府應該有個明確的交待。」

雖然中國傳道會的辦事效率差,又不可靠,但還是有著很大的影響力。董事會的座上有卡繁侯爵(Earlof Cavan)和兩位國會議員,還有一位男爵及一位日後成爲立本(Ripen)主教的,他們的名字都爲外相卡靈頓爵士(Lord Clarendon)所素識。所以對中國傳道會的抗議,外交部不能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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