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抵上海
踏入上海的碼頭,戴德生看到遠處飄揚著英國旗。他朝著國旗走去,來到上海的英國領事館。他希望在領事館內有他的家信,也盼望有差會給他的證明書。這樣他可以到本地分會領取一些錢。

「郵務處的辦公時間已過,你明天再來吧!」領事館的人員說。

戴德生惟有帶著推薦信到上海的倫敦會見麥都思教士(Dr. Walter Medhurst)。在英國向華傳教的宣教士中,麥都思可說是年資最深的了,他在上海也充當英國領事的顧問和翻譯。

領事館的職員把麥都思的住址告訴戴德生。他就沿著黃浦江的外灘走,然後往右轉,走過泥濘滿布的路,旁邊是很深的臭水溝。約走了一里,便來到麥都思的住宅。開門的是個中國人,一句英文也不懂,但戴德生很快便從他那裡知道麥都思夫婦不在家。

然而戴德生找到另外一位年輕的英國傳教土,名叫艾約瑟(Joseph Edkins)。他還把戴德生介紹給其他住在倫敦會宿舍的傳教士,包括在上海創辦了一所醫院的雒魏林醫生(Dr. William Lockhart)。

雒魏林說:「你不如暫時在我家住下來吧!」戴德生很感激,但也有點尷尬,因爲身爲中國傳道會的宣教士,卻需接受倫敦會的招待,實在說不過去。雒魏林也答應戴德生的要求,讓他分擔房子的支出。

同樣住在倫敦會宿舍裡的,有英國聖公會傳教士包約翰(John Burdon)夫婦。當天晚上,他們邀請戴德生到家中晚餐。這對年輕的夫婦健談而好客,家中充滿溫謦,使戴德生有賓至如歸之感。後來包約翰成爲聖公會第一位到北京傳教的教士,以後更成爲香港聖公會的會督。

戴德生在中國的第一個晚上,就住在雒魏林醫生家中。從他的房間往窗外望,可以見到城外清兵與城內小刀會對峙之局。右面是滿清軍隊的營帳,左邊是上海縣城的城牆,上面掛著燈火,不時還可見到城上巡邏的守卒。雖然槍炮聲不住地響,但戴德生還可勉強地睡著了。黎明時一陣隆隆的炮聲,把窗戶也震得格格作響,但炮聲過後,卻是一陣晨鳥的清歌。戴德生走到窗沿,憑窗遠眺,清晨的玉米在田中搖曳起舞,園中的草木吐著新芽,樹叢中散發出來的花香,撲面而來,這是他在中國的第一個早晨啊!

早餐後,戴德生立刻前往領事館查看郵件,但只有一封信,是家中五個月之前寄出的,還有一份《海外雜誌》。至於中國傳道會則什麽消息都沒有。沒有錢,沒有郵彙,沒有指示,什麽也沒有。或許他們要等到他到達上海之後,才寄下指示和和經費吧!果真如此,差會真是不懂爲人設想,或者是太笨了!

那天下午,他到「敦費士號」取回行李,在碼頭上找來一批苦力幫忙搬運,成群結隊,行李在挑夫肩頭的竹杠上搖搖擺擺地在鬧市的街上走,由戴德生領著路,好不威風。

戴德生也參觀了倫敦會的醫院,聽麥都思教士用上海話對病人講道。麥都思熱烈地歡迎他,說:「你可以選擇學習上海話或者官話(國語)。上海話只用在本地,官話雖然在某些地方口音稍異,但全國通用。我勸你還是學官話好,我可以給你找個教師。」

戴德生回答說:「我想你的話很對,就勞煩你給我找個教師吧!」

接下來,戴德生要做很多事:找自己的房子,與中國傳道會取得聯絡,並向它支取費用,學習語言以及生活上的習慣,免得總是倚靠倫敦會和聖公會的朋友。

「沒有接到你的信,我十分失望,」他寫信給皮爾士先生,說:「但我盼望下次郵件到時,會收到差會的消息。上海現時十分不安寧,亂黨和官軍打個不停。……」很難租到屋子,連房間也不容易。空屋都給城中逃出來的商人住滿了……城中的傳教士也離開了,我現時暫在租界的友人家中棲身。如果不是雒魏林醫生的好意,我可能會一籌莫展。目前我真不知應做什麽。……」

第一個禮拜日下午,他和倫敦會的傳教士偉烈(Alexander Wylie)進城察看。偉烈知道中國人素來重視讀書人,所以他下過一番功夫研習中國經典,也寫過不少中文文章,試圖吸引中國人相信宇宙的創造主。跟他學習,戴德生覺得很興奮。

偉烈帶他去到縣城,指給他看城外的一排排破屋,告訴他中國人的生活有多苦。他又和守城的兵士說話。他們穿著滿是刺繡圖案的帽子,領上圍著紅巾,身上穿著顔色鮮豔的織錦,還有綠色的褲子和長靴。

他們進城後,偉烈有時會停在街上和行人交談,戴德生也幫忙分發單張,他們甚至走進寺廟跟和尚談道。來到城內倫敦會的教堂,他們發覺裡面竟擠滿了人,原來麥都思正在內裡講道。之後,倫敦會的教士還分派白米給那些無家可歸的窮人。

在縣城北門外,他們看到一群人在歐鬥,一個死人被擡著進城。另一個的胸膛被槍轟開了一個大洞。戴德生替第三個人察看傷口。他的手臂被炮火打中,子彈穿過臂膀,連臂骨也折斷了。他痛苦地嚎叫,但除非把他帶回醫院去,否則戴德生也愛莫能助。

麥都思說:「如果我們在此爲他調理,只怕有人會把我們的衣服都剝個乾淨!」

再行不遠,他們又見到兵士搶到一台大炮,另外一隊兵士則擄獲一批戰俘,拖看他們的辮子走。俘虜大聲地嚷著,向戴德生等求救,但他們也無能爲力。

上海的其他傳教士多數來自聖公會或別的大差會,他們均受過高深的教育。只有戴德生的差會很小。它風聞太平之亂便倉猝地決定派遣教士來華,所以戴德生還來不及完成其醫學課程就接受差遣了。中國佈道會的樂觀及策略,在許多有經驗的傳教士看來,實在有點荒謬,有些甚至公開指責中國傳道會及其《海外佈道雜誌》。

戴德生也逐漸認識到中國傳道會的種種缺點,他本人亦因爲差會辦事失效而受害。然而,他仍尊敬他的差會及其幹事,他敬重他們的靈性、他們對 神的愛心,以及他們佈道和帶人歸主的熱心。

當時的上海還有不少歐洲人,他們發展工業和貿易,生活奢華。在戴德生眼中,部分傳教士也有「世俗化」的傾向,他們常和租界的官員和炮艦的長官往來,並且權充翻譯。這種社交應酬的風氣,令到這個在保守和嚴謹的循道會環境中長大的戴德生,時常感到驚訝。

雖然戴德生受過不少教育,人也聰明,但他並沒有大學文憑,而且還沒有拿到醫學學位。他希望從事醫療服務的工作,但他並非正式的醫生。他能講道和牧會,但他沒有受按立爲牧師。雖然許多人硬要稱他爲「牧師」,他卻一直拒絕接受這頭銜。從中國傳道會那裡,他每年的薪金只不過八十元,非常微薄。聖公會的單身教士每年薪俸是七百元,而且差會還替他們付房屋租金、醫藥費用,另外還有語言教師及書籍津貼。在這些同工之中,戴德生顯得頗有點寒酸。

當他整理行李時,發覺墨水瓶在旅途中打破了,把書籍和紙張都弄髒,而且海水也把鞋子和一些衣服弄壞了。「敦費士號」在回航中,於澎湖群島(Pescadores)附近觸礁而沈沒,船員則幸而獲救。

三月初,戴德生的中文教師抵達上海。他是北方人,每天教導戴德生官話,而戴德生則每天爲他禱告,希望聖靈帶領他歸向耶穌。

四天後,師生兩人已經可以用最基本的中文對話。戴德生用中文與街上的士兵或店鋪的商人談話,他發覺自己已能勉強用中文跟人溝通。

當時負責圍攻上海縣城的清軍將領是吉爾杭阿(Koerhanger)。他下令封鎖城池,但城北接連租界,城內的人皆從租界的外國人那裡得到軍械和糧食的供應,所以封鎖是無濟於事的。而且有些外國商人更爲城內叛黨提供經濟及各種援助,期望太平軍能取清朝而代之。傳教土則在城內分發白米和肉類,調濟貧苦大衆。

1854年4月4日,是上海史上有名的「泥城之戰」。戴德生早上就被槍聲吵醒了,他走出屋外,頭上飛過一枚炮彈,轟隆一聲,竟落在慕維廉牧師(William Muirhead)的屋牆上。慕維廉屬於蘇格蘭長老會,是戴德生來到上海後認識及仰慕的一位元教土。

清晨六時半,戴德生和慕維廉一起走過租界,來到黃浦江畔。滿清的兵船正在起碇,要沿江而下經過租界向南城進攻。英法兵艦齊起制止,但清朝水師並不理會,強要直駛蘇州河,引起一艘英艦發炮攻擊。

岸上英法領事也和滿清軍隊斡旋,要求他們的營寨和炮壘撤離租界。英國領事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並且派人送給吉爾杭阿一份最後通碟,說:「若果清兵在當日下午三時之前還不撤退,英國艦隊即派兵上岸;若到四時不撤,英兵便開始進擊,不再容情。」

下午三時,清兵還是沒有動靜。英美軍艦分別派兵土及水手上岸,搖旗擂鼓,並由阿禮國率領,一直操向清兵駐紮的跑馬場。

四時,戴德生聽到美國士兵那邊發出槍響,並且看到炮彈橫飛。果然,英美軍隊開始向清軍進攻。滿清士兵到處逃竄,然後戴德生又看到一片紅巾───原來城內的黨羽也趁機出擊,大殺清兵。

在此一役,英法軍隊大獲全勝,只損失了兩個兵士。當清兵忽忙逃竄之際,亂黨擁出城門,把清兵遺留下來的火藥槍炮,來個混水摸魚,搶掠一空。

可是,傳教士卻要承受後果。經此役後,清軍對外國人極表不滿,一直到秋天還不讓傳教士到城郊的村鎮傳教,也不准外國人在租界之外居住。因此,戴德生也不得不寄人籬下,在租界內倫敦會的宿舍裡繼續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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